汤恩伯有三样东西不准别人碰，即香烟、马、汽车。 在1937年，中国面临着日军的侵略，华北前线的守军面临极大压力。此时，蒋介石紧急命令汤恩伯将军的第13军火速北上支援华北。 8月初，汤恩伯率领的部队突然出现在八达岭和南口地区，对日军形成了背后的威胁。汤恩伯的部队在南口与数量上占优的日军展开了激烈对抗，南口之战因此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一场著名战役。 次年，1938年春，汤恩伯再次展现其军事才能，在鲁南会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3月，他指挥第20军团迅速进驻临城，并率领第52军成为战场的中坚力量。在汤恩伯的指挥下，第20军团发起了对枣庄峄县的猛攻，迫使日军派遣一个旅团支援台儿庄。 然而，汤恩伯巧妙地利用战术包围，将日军第10师团围困，再通过台枣公路发起猛烈攻势，一举突破了日军防线长达4公里。同时，第2集团军在台儿庄正面坚决抵抗，有效地将日军夹击，最终导致日军的溃败。 此后，汤恩伯的军事地位显著提升，被提拔为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及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然而，随着权力的增大，汤恩伯的行为也逐渐展现出政治家的一面，他开始扩大自己的势力。 1940年至1944年间，他将第三十一集团军的兵力从4个军扩展至60万，其规模甚至超过了中央军。随着军队规模的急剧膨胀，相应的后勤供应压力也随之增大。尤其是在军队数量激增的背景下，养兵之需成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特别是在1942年，河南地区遭受旱灾，随后演变成严重的饥荒状态。然而，汤恩伯的管理策略并未能有效缓解这一危机，反而加剧了地方的困境。 在这种困难时期，汤恩伯并未采取减免赋税或提供救济的措施来缓解民众的痛苦，而是通过增税的方式来满足军队的需求。 根据史料记载，1942年各县政府对农民的征粮额度甚至超过了农田的实际产量。这种重税政策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负担，使得饥荒的影响愈发严重。 这段时间内，汤恩伯的政策和决策导致了他在民众中的声誉急剧下降，军民关系紧张。当豫湘桂战役爆发时，这种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战役中，汤恩伯的军队遭遇重大挫败，不仅战斗力大减，士气也陷入低谷。据记载，汤军在战役中损失惨重，超过10万支枪支落入了地方武装和非正规势力手中。面对溃败，汤恩伯本人也被迫伪装成平民，仓皇逃离战场。 随着1944年的到来，全球抗击法西斯的战局逐渐明朗。欧洲战场上，盟军取得一系列胜利，北非战争宣告结束，而在太平洋战场，美军成功削弱日本海军的力量。然而，就在全球反法西斯联盟形势向好的背景下，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策略却未放缓。 1944年4月，日军启动了规模庞大的“豫湘桂战役”，在河南、湖南和广西三省展开了一连串的攻势。4月17日，日军向汤恩伯驻守的河南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即豫中会战。 在豫中会战中，日军动用了约14.8万兵力，对汤恩伯部发起进攻。相比之下，汤恩伯部的兵力达到了60万，数量上远超日军。 日军在连续的战争消耗下装备不如之前，中国军队则得到了美式军械的补充，理论上在装备和火力上具有优势。更重要的是，中美联合空军在战场上拥有了压倒性的制空权，这本应为国军提供了巨大的战略优势。 然而，战场上的情况并非如此一面倒。在接下来的37天里，汤恩伯部队的表现令人失望。他们在日军的持续进攻下节节败退，先后失守了38座城市。 在快速撤退过程中，汤恩伯部队丢弃了大量美制武器装备，包括飞机、反坦克炮和榴弹炮等重型装备，这些装备足以武装12个师的兵力。这些被遗弃的装备后来被日军捡拾使用，极大地缓解了他们由于连年战争所导致的装备匮乏问题。 日军在此战役中对捕获的美制武器依赖甚重。服部卓四郎在其著作《大东亚战争全史》中提到，日军前线部队由于自身弹药不足，几乎都在使用缴获的美制机枪等装备作为主要武器。这种情形在当时被认为非常异常，甚至让日本人自己感到“奇异”。 参考资料：张洪涛作. 国殇 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 第3卷 1943-1945[M].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