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论司马迁两大罪

​太史公“罪”在何处呢？

在苏轼看来，其大罪有二：那就是《史记》中记载了商鞅与桑弘羊之功。

关于商鞅变法的后果，《史记》写道：“商鞅用于秦，变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苏轼认为这种为商鞅的歌功颂德，只是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而司马迁“暗于大道，取以为史”，真是没有史家眼光。

在苏轼看来，秦国之所以会变得强大，那是因为秦孝公积十数年的励精图治而成，与那个所谓商鞅没有半毛钱关系，而商鞅的出现，是要为后来秦国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负责任。

​再就是桑弘羊的经济措施的实施。

桑弘羊作为大农丞，其实就是当时的财政总长，说他是汉武帝的财神爷也不为过。桑弘羊实行盐铁官营，采取平准法平抑物价，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强力的国家干预措施的实施，给中央政府带来了巨量财富，极大地保障了当时正在进行中的对匈战争。这一整套财经政策的成果，太史公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只会在计算理财中翻跟斗的桑弘羊，苏轼根本就看不上眼，他借用司马光的话加以贬低，

“斗筲之才，穿窬之智，无足言者”。苏轼更是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太史公的这句概括，气愤到不行。但同样作为大史家的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还是引用了这句话。

苏轼极力反对太史公在为商鞅与桑弘羊表功，其实是在借古讽今。这是因为商鞅与桑弘羊的做法，已经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古代样板，特别是桑弘羊的一些做法，更是给王安石诸多启发。王安石在与司马光的大辩论中，更是常常把“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掛在嘴边。

​苏轼在当时是与司马光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保守派。在意识形态上，苏轼亦把太史公当成了敌对势力，苏轼要清算王安石诸种“反动”想法，就把帐算到了太史公的头上，就要判定太史公有“两大罪”。

​其实，苏轼的这种给太史公定罪之举是相当武断的。

感觉这种事似乎就不应该是苏轼这种高智商的人做的。

商鞅变法与桑弘羊变制都是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更多积极的成果，这些都是事实也是史实，作为一个历史家难道就不能够写入自己的书籍？只要按照客观情况写了，那就是犯“罪”？

其实，太史公对商鞅与桑弘羊都是有很多保留的。太史公对包括桑弘羊在内的一批“兴利之臣”，都是语含讥刺的，并不为桑弘羊单列一传，就表明了太史公的一种态度。

而对商鞅，太史公是秉持着更多的批判态度的。

在《商君列传》的后半部分，太史公借赵良之口，对商鞅执政以来的种种极端做法，都给予直截了当的批评，而且在最后的“太史公曰”部分，也对商鞅基本上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

​而苏轼对这一切都是视而不见的，这正如章太炎批苏轼所言“知不合一也，九合者不言”。

苏轼身上的魅力，让人不可抗拒；苏轼身上的霸道作风，也会让人难以想象。

苏轼苛评太史公，给其定“罪”，都显示他的偏激与过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