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经历“一多困、二多誉、三多凶、四多惧、五多功、六多过”这六个阶段。人的一生，富贵荣华，进退浮沉，成败得失，喜怒哀乐，我们每天都面临各种情况，浮躁时、蒙昧时、失败时、贫困时、争斗时、孤独时、塞车时、病痛时，得意时......
宋僧归云如本所著《丛林辨佞篇》有载：“本朝富郑公弼，向投子顺禅师问道，书尺倡颂总计十四纸。”富弼于仁宗朝获任枢密副使一职，其后与文彦博共同为相，于英宗朝出任枢密使，并被封为郑国公。再者，《丛林盛求》卷上亦有记载：“杨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拜谒广慧琏、石门聪以及慈明等诸位高僧大德，相互激扬酬唱，诸般情形皆见于禅书之中。
杨无为之于白云端，张无尽之于兜率悦，皆叩关击节，彻证源底，绝非敷衍行事。近世的张无垢侍郎、李汉老参政、吕居仁学士，皆与妙喜老人会面交流，登堂入室，被称之为方外道友。”杨大年即杨亿，于真宗时期进入翰林担任学士，并非史馆修撰，天禧二年获任工部侍郎，其“用心钻研释典、禅观之学”（《宋史》卷 305）。
李和文即李遵易，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身为驸马都尉，“精通释氏之学”（《宋史》卷 414）。杨无为即杨杰，官至礼部员外郎。张无尽即张商英，哲宗时期任工部侍郎，迁任中书舍人，徽宗时期担任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学士，其后拜为尚书右仆射，曾著《护法论》为佛教进行辩护。
张无垢即张九成，四十一岁时荣登进士第一名，入仕后担任佥判、著作郎，迁任礼部侍郎兼侍讲，而后因詹大方秉承秦桧之意，诬陷张九成与禅师大慧宗杲的交往，以“讪谤朝政”之罪遭驱逐，被贬谪至南安。李汉老即李邴，徽宗时出任给事中，同修国史兼直学士院，迁任翰林学士，高宗绍兴初年，拜为尚书右丞、参知政事。吕居仁即吕本中，官至直学士。除上述诸人之外，又如黄庭坚，“于治平年间进士及第，往昔喜好创作艳辞。
法秀禅师斥责道，汝以绮语煽动他人淫心，难道不惧堕入泥犁吗？鲁直（黄庭坚之字）悚然悔悟致歉，遂锐意立志学习佛法。”（《居士传》卷 26）“元祐年间，家中遭遇丁艰，于黄龙山设馆，跟随晦堂和尚交游，而与死心悟新、灵源惟清，尤其笃厚方外情谊。”（《罗湖野录》卷上）晦堂即晦堂祖心，死心即死心悟新，灵源即灵源惟清，皆为黄龙派著名禅师。
欧阳修早年曾大力排佛，然而在见到云门宗契嵩禅师所著《辅教编》后，“与（其）交谈整日，遂大喜”（《人天宝鉴》）；又游览庐山东林、圆通寺，遇见祖印禅师居讷，谈论重要教义，调和儒佛”（《释氏稽古略》卷四）。苏轼曾得法于东林常聪，又与佛印了元成为方外道友，热衷于参禅，晚年转而信仰净土。其他诸如文彦博举行净土法会，王随参谒小寿禅师，王安石晚年学佛乐于施舍，皆为人所熟知。
在清代彭际清的《居士传》中被列为居士的宋代士大夫，还有潘兴嗣、晁补之、陈瓘、李纲、张浚等众多人士。潘自号“清逸居士”，曾向黄龙慧南问道。晁二十岁时便归向佛法，深信因果。陈自号“华严居士”，喜好华严学，之后转向天台学。李纲担任松溪尉时，即与大中寺庆余禅师往来，用心探究佛法。张浚曾向圆悟克勤禅师请教佛法，其后又邀请大慧宗杲入住径山。
在宋代居士佛教洪流的推动之下，那些以反佛排佛为标榜的理学家们也几乎无一例外受到佛教的影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概莫能外。宋代居士佛教，推动了佛教的全面世俗化。两宋的居士们，以切实行动将佛教出世思想与儒家世俗生活相结合，把成佛的诉求转化为外在产业、转化为妻子儿女的日常起居。
同时，宋代居士佛教还推动了佛教内部各宗的融合，达成了向净土信仰的殊途同归。自此，在佛教内部，净土信仰不再是一宗一派之专属，而是信徒们的一致诉求和共同趋向。
净禅一致、台净合一以及律学与净土的融合已然成为这一时期佛教界的共同口号与实际追求，以致“普天之下，宗古立社，念佛之声洋洋盈耳”（《乐邦文类》卷一）。南宋的杭州，“无论年少年长、身份贵贱，见到高僧皆称阿弥陀佛，念佛之声充斥于道路”（《佛祖统纪》卷 26）。伴随昌盛的净土信仰，涌现出了种类繁多的结社，诸如白莲社、净土会、念佛会、西归会等等。宋代结社的开创者与参加者，既有僧倡，亦有居士，其基本特征是僧俗的融合。
而宋代士大夫在结社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组织与宣传作用。如省常在西湖昭庆寺结净行社时，以王旦、苏易简等人为首，“一时之间，士大夫皆称净业社弟子，参与的比丘多达千人”（《佛法金汤编》卷十一）。文彦博曾兼任译经润文使，在京师与净严禅师组织僧俗十万人念佛，以求往生净土之心。
自唐以来，唯禅、净二宗颇为繁盛，然而净土信仰亦为各宗所吸纳。禅宗的不立文字以及净土信仰的念佛观佛，皆无需高深的理论修养，皆将高深的佛教理论转化为简便易行的宗教实践，从而促使佛教全面世俗化、社会化。宋以后的居士佛教亦沿着此路线延展。正因如此，自宋至清，两晋南朝及隋唐时期曾盛极一时的对佛教教理的研究不但全面式微，而且渐次走出寺院，成为学者或居士们的个人事务。
不过，简便易行的宗教实践活动（念佛、放生、受戒、素食、禅坐、水陆法会等），又令佛教广泛渗透至普通民众当中。故而宋代居士佛教的发展，改变了佛教的基本形态。这一基本状况为明清佛教所承继发扬，并对近代佛教产生影响。
明代中叶，兴起禅悦之风，士大夫们认为“必悟禅道，而后人品方高”（《见闻杂记》卷九）。李贽、袁宏道、翟汝稷、焦竑等对佛学皆有颇深研究，著有诸多佛学著作。
李贽与紫柏真可并称两大教主，乃当时思想界之领袖。汤显祖、焦竑、袁宏道、董其昌、陶望龄等皆为紫柏大师挚友，所谓“紫柏名震东南，缙绅趋之若鹜”（《敝帚轩剩语》卷上），士人们受佛教影响甚笃，乃至“科举考试八股文，不用六经，竟取佛教道藏，摘其句法口语为之”（《明神宗实录》卷 183）。明神宗时，攻禅逐僧，李贽、紫柏真可皆亡，明代狂禅之风始息，但士大夫的禅悦之风仍在延续。
他们修习禅法、礼敬佛陀，静坐沉思、焚香静修，与僧人频繁交往。明清之际的社会矛盾，尤其是尖锐的民族矛盾，致使众多士大夫沉醉于禅宗。清朝的剃发令，更是令士大夫难以忍受，不少人遁入空门。当时有人记载道：“天下奇伟磊落之才，节义感慨之士，往往托身于空门，亦有居家而剃度为僧者，岂真乐于皈依异教哉，实乃不得已也。”认为此乃“逃禅”，“养其志以图有为。”（《归庄集》卷三及五》）士大夫除了出家之人外，大多与僧人相互往来。
士大夫以学佛以知儒自诩。黄宗羲认为：“僧中之诗，人境俱夺”、有“至清”者，“故可交流诗学者，多在僧中”（《南雷文定》三集）。名士王士祯，通过与僧人交谈，知晓浮图之说，与儒道仁义之旨并无差异。（《渔洋山人文略·游宝华山记》）清初兵部尚书王弘祚甚至言道：“与二三禅友研讨性命之学，料想不至庸庸碌碌虚度此生”（《宝华山志》）
佛教虚无主义的人生观以及自然清净的生活情趣，对士大夫影响甚深。清代信仰佛教、钻研佛学的士大夫众多，清后期的杨文会、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皆具颇深的佛学修养。清代乾隆皇帝施行了将佛教教团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的策略，使清代佛教的实权逐渐脱离佛教教团而落入在家居士之手，此乃宋代以来居士佛教的一项显著发展。
以上即为中国士大夫奉佛的时代特征。其中汉代和宋明清三代的汉人奉佛均以居士为主。两晋南北朝虽以僧侣佛教为主，然而其信徒的核心却是贵族，贵族发挥着领导作用并影响了佛教的发展方向，如晋代僧人着意宣扬《般若经》以迎合贵族崇尚的玄学，南朝的许多佛学流派皆是随着士大夫们的喜恶而盛衰起伏。
在隋朝以及唐代武宗灭佛以前，佛教的发展方向大体上由佛教僧侣所决定，士大夫们对其正向的影响颇为有限，相反，唐代接连不断的士大夫反佛之举倒是对佛教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至于元朝，盛行的乃是藏传佛教，对汉地士大夫影响甚小，故而此处从略。
欲晓“生生平等”与“众生平等”的差别，敬请期待下回分解，多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