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关于台湾的预判！ "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当然好了，不死人，不破坏，两边都是中国人嘛。但我对和平解决不抱希望，最后恐怕还得使用武力。过去在江西苏区，在陕甘宁边区，都有那么几个土圩子，各种办法都解决不了，最后还是靠武力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台湾问题已经成为国家统一进程中一个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尽管解放军已在大陆取得显著的胜利，但台湾的解放成为了新政权面临的一大挑战。 1949年初，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苏联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详细讨论了中国战局及未来战略。在这一时期，台湾已处于美国的间接保护之下，给予毛泽东在台湾问题上的策略带来了复杂性。2月，第二、三野战军在东部沿海地区部署，准备解放上海，此时的局势为解放台湾创造了时机。 然而，台湾解放的计划未能迅速实施。由于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力量仍需清除，决定将主要军力转向内地。此外，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对解放台湾构成了重大影响。美国第七舰队的介入，以及后续美国与台湾签订的防御条约，大大增加了解放台湾的外交和军事难度。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进一步改变了地缘政治的格局。美国公开介入朝鲜战争并命令其海军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这一行动明显阻挠了中国对台湾的军事行动。随着国际形势的紧张，中共中央不得不将战略重点从东南转移到东北，应对朝鲜半岛的军事压力。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面对台湾问题时显示出了战略的灵活性。他们认识到，在没有充分准备和国际支持的情况下，强行解放台湾将面临巨大风险。因此，中国政府开始考虑其他方式，包括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台湾问题。 尽管遭受外部阻力和内部战略调整，解放台湾的任务从未放弃。1953年，朝鲜战争休战后，中国加大了对台湾问题的外交努力，同时继续在军事上保持压力。 1955年4月，中国首次在国际舞台上，通过周恩来总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上的发言，向世界宣示了中国政府可能在合适条件下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这一外交动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赞扬，为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国际视角。 在此背景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55年5月再次举行会议，周总理明确提出中国对台湾的解放可以采取战争或和平两种方式，如果条件成熟，中国人民更倾向于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这一表态意味着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发生了重要调整，更加倾向于和平与对话的解决机制。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朝鲜停战协议的签署和日内瓦和平会议的召开，国际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和平与稳定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流趋势。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主席通过与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交流，表达了中国在未来一段较长时间内维持和平的愿望和预判，这反映了中国领导层对全球政治气候的深刻理解。 与此同时，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对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产生了影响。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随后的第一五年计划的实施，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战争的高昂代价和对国内经济建设可能造成的破坏，使得和平方式成为一个更加理性和实际的选择。 此外，毛泽东主席还特别指出了海军和空军在解放台湾中的关键作用。1954年的讲话中，他明确了解放台湾需要海、空军力量的强大支持，但也承认这两军种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在抗美援朝战争末期，毛泽东的思绪已转向台湾。不同于早期直接军事解放的思路，他倾向于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统一。毛泽东特别青睐北平方式，即通过和平改编对方军队来避免无谓的战争与破坏。他相信，和平的途径不仅能够减少伤亡，还能为未来的国家整合留下较少的障碍。 1956年，毛泽东指示章士钊前往香港，通过国民党的旧识寻求突破。章士钊不仅自己前去，还携带了毛泽东亲笔信，试图触动蒋介石。尽管蒋介石对这份来自老对手的信件未作出立即回应，这种个人情感的交流无疑为两岸关系增添了更多人文关怀的色彩。 曹聚仁的参与为中共的和平策略增添了新的维度。作为新加坡《南洋商报》的资深记者，他在50年代的北京受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热情接待。曹聚仁的身份使他能够在非官方层面进行文化与情感的交流，他的行动显示出中共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和开放性态度。他回到香港后，详细汇报了自己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试图影响蒋介石及其幕僚的思考。 来自 刘贵军. 两岸七十年 中国共产党对台决策与事件述实[M].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