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人生是有周期的，正常的人生一定是抛物线上起起伏伏的点组合成的命运剧本，所以，低谷是常态，而如何穿越低谷就是一次大考，决定了一个人此后的路是上行还是下潜。

由于网络的发达，鸡汤文化盛行，所以人们很容易将一些正能量的话也看作鸡汤，连碗都不屑于端起。但实际上，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凡是在某一个领域有所成就的人都是从生命的低谷穿越而出的。

和因果、阴阳一样，这也属于历史通过大量人物、事件的堆积总结出的人生规律。比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列举的周文王、屈原、左丘明、孙武、吕不韦、韩非子、孔子等人。

就连雄武如秦始皇，在十三岁到二十二岁这个年龄区间内也不得不作为一个观众看着太后、相邦行使他的王权。汉武帝在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之前，也只能以打猎来消磨时光。

写出《史记》的司马迁自己又何尝不是长期在低谷中苦苦煎熬。

明白了这一点，首先就要从内心里接受低谷，因为，这是规律，无论是牛人还是普通人，都很难避开。

区别只是，有人在接受低谷之后选择隐忍蓄能，有人选择了摆烂，随波逐流。

对于如何度过低谷，左宗棠其实就给出了标准答案。我们先对左宗棠和曾国藩前期的科举生涯做一个对比：

十四岁那年，左宗棠参加湘阴县的童子试，位列全县第一，二十岁时，在湖南省乡试中一举中举，名列第十八名；而曾国藩呢，秀才就考了七次。

可见，在前期的科举考试中，曾国藩和左宗棠就是完全相反的人生镜像：左宗棠一路高歌，少年成名；曾国藩靠死磕的功夫屡败屡战才考中了秀才。

很明显，前期的左宗棠是顺势，而曾国藩却绝对是逆势。通过对比，人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在学习、智力层面，曾国藩和左宗棠根本就不是一个层级的选手。

可人生的路根本就不是由一个人的聪明程度决定的。很快，道光十八年（1838）就成为了两人人生的分界点，这一年，曾国藩喜提进士，而左宗棠却是第三次在会试中折戟沉沙。

这次考试之后，两人就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且相差巨大的人生之路：曾国藩进了翰林院，成为朝廷重点培养的储备官员，并在三十七岁那年就坐到了从二品侍郎的位置，一路顺风；而左宗棠在接连的打击之下无奈选择回归田野，彻底放弃走科考这条路。

可见，一个人的顺势不是常态，逆势也不是常态。

相信湘阴人对于这个结果肯定是不能接受，因为这和人们对左宗棠长期以来是个“学霸”的认知不匹配。而且，这个人一出场就是让人们仰望的高度：十七岁那年，贺长龄、贺熙龄兄弟见到少年左宗棠，惊为天人，直接将其收为学生；二十一岁，左宗棠在北京考试期间，胡林翼将其引为知己；二十五岁那年，两江总督陶澍第一次见到左宗棠就和其结为了忘年之交...

这样的“履历”，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左宗棠一定会高中进士。当一个被视为天之骄子的人连续三次落榜之后，这对当事人的自信心一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他不仅要直面失败，还要接受人们的质疑。

很难有人能从容地面对现实，尤其是左宗棠早就自诩“今亮”。

可见，在决定一个人人生高度的所有因素中，聪明根本不算关键“参数”，聪明会助力人得到一个光明前途它不是人生的定式。

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心理支撑，人很难有勇气面对这种败局。

按照正常逻辑推断，曾国藩在考中进士后一路升级打怪，左宗棠在下沉到乡间之后其发展的上限最多也就是一名稍微有声望的乡绅。环境和身份的差距一定会将这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最终裂成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场景，曾国藩以朝廷大员的身份衣锦还乡，湖南地方乡绅集体来拜访，在那毕恭毕敬的人群中，就有左宗棠。

曾国藩的仕途相当顺利 图源/剧照

似乎，故事只会朝着这一个方向发展。但现实却是，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没人会精准地预测到自己的未来。

如果说，左宗棠完全认命，那么他的将来就是确定的，如果他用长期精进来度过接下来的低谷期，那么只要有机会，他还是有破局的可能的。在摆烂和精进之间，左宗棠选择了精进。

科举失败后，左宗棠回到湖南，寄居在湘潭老丈人周家，靠教书来维持他的小家。虽然科举的大门向他关闭，可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学术和文化的继续进攻。这世界上，有人将知识当作向上攀爬的工具，有人将学习当作修行，时间最终会给出不同的发心所对应的答案。

当然，左宗棠可能并没有想这么多，学习，不过是他的习惯而已。请大家一定记住，人都是被习惯所成就的，尽早养成良好的习惯能让一个人一生受用。

在学习之余，左宗棠还承包了二百多亩的水田，种起了庄稼，以在土地中实践的方式来寻找人生的答案。

“湘上农人”是那个时候左宗棠的个人“签名”。

大家也不要对左宗棠种地这事感到奇怪，理论上来说，人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可以悟道的，左宗棠如果能将地种好，那么在别的领域也可以用自己总结出的哲学体系再打一次江山。

一个人只要成功一次，就会所向披靡，高手都是以哲学思想来指导实战。

在社交领域，左宗棠也一直在扩大自己的圈子，像罗泽南、刘典、王錱等这样的地方精英都成为了左宗棠朋友圈的座上客。

结交精英，一个是给自己造势，互相利用，对于左宗棠来说，朋友最大的意义可能就是学习，比如，左宗棠的军事理论就是跟随王錱学习的。

这也就解释了左宗棠为什么能组建楚军，还能持续打胜仗，原因就是，他在低谷期就已经完成了军事理论的学习，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自绘地图、钻研农业，这些后来都助推了他的事业发展：

农业经验的积累助力左宗棠发展屯田解决了粮食问题；丰富的地理知识保证了左宗棠能够做出最优的军事决策，持续打胜仗。

由此可见，这世上没有白走的路呐。

那些年，曾国藩和左宗棠，一个在庙堂，一个在江湖，虽然身处不同的道场，但两人都在精进：曾国藩在学问、修身层面持续精进；左宗棠更偏重实践。

谁也不会想到，两个相差甚远的点会在某一天处于同一平面，甚至激烈碰撞。

左宗棠持续精进的做法换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他的名声更大，名闻江湖，最终吸引来了一个重量级贵人：三十七岁那年，云贵总督林则徐特意从贵州绕道来到长沙，只为见左宗棠一面。

而且，林则徐可不仅仅是找左宗棠论道，而是将其视为自己事业的接班人，将新疆事业托付给了左宗棠。

林则徐将左宗棠作为自己事业的接班人 图源/剧照

很难想象，一个总督会主动找一个乡下举人，更难想象，林则徐会将事业托付给一个江湖中人。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林则徐怎么能保证左宗棠会以举人的身份进入大清的官僚系统，还会接手新疆事业。

如果没有事后左宗棠做上总督并收复新疆的事业基础托底，我们会认为林则徐当年的举动就是一个笑话。

只能说明，在林则徐的眼中，大清官僚系统中没有人有资格做自己事业的接班人，没有人的才能、意志力与这个乡间的举人相比。他这次前往长沙，就是对左宗棠的当面考察。

结果左宗棠比他想象中还要优秀。

至于左宗棠后来的路，笔者的猜测是，林则徐一定发动了毕生的人脉资源为左宗棠之后走进官场做了大量工作，通过造势，让清廷打破常规，重用人才。

当然，林则徐也是基于时局的艰难会倒逼清廷打破常规重用左宗棠的判断才果断行动的。

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左宗棠必须是块金子。而左宗棠之所以是块金子，又在于他在低谷中没有摆烂，反而持续精进。

当太平军进兵长沙时，湖南巡抚张亮基为了引入地方精英协助自己，左宗棠很自然就成为被引入的对象。此后，左宗棠就以幕僚的身份进入了湖南官场，开始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

咸丰二年（1853）1月29日，左宗棠和曾国藩再次相遇，虽然身份的差距依然很大，但鸿沟已经慢慢被填平。

事情果然如林则徐预料的那样，左宗棠这块金子是不会被乱世埋没的。

之后的故事就不用再多赘述，左宗棠一路厮杀最终做到了封疆大吏，还成功实现了林则徐的愿望，武力收复了新疆。

左宗棠完成了林则徐的遗志 图源/剧照

复盘左宗棠的成功，他少年成名结交各路大佬固然重要，但真正让他发生质变的还是在科举失败之后的长期低谷中。

想想，要是左宗棠当时选择摆烂，世上还会有后来威震天下的左文襄公吗？

不可能。

事实是，左宗棠在低谷中不仅补齐了知识的短板，进行了大量实践，还磨练出了强大的心力。

行文至此，笔者终于理解了孟子所说的那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话，越是伟大的事业对一个人的要求就越高，如果左宗棠当年正常入仕，很难保证他会完成收复新疆的大业。

可见，是低谷成就了左宗棠。

所以，如何对待低谷就成为了决定一个人命运前途的关键“参数”，在这座围城中，有人选择摆烂，有人选择死磕，死磕的人大概率有走出围城的那一天，而摆烂的人可能一生都走不出低谷。

必须承认，人生不是坦途，起伏不定才是常态，这是人力不可控制的，我们唯一能够控制的只有，对待低谷的态度。老天之所以将你扔到低谷，其实是为了让你更好地沉淀，将一些道理给琢磨透，为后期的发力、弹跳做准备。

这不是鸡汤，因为历史上有无数的案例可以验证。

最后再送大家一句话：人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不要急，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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