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牟永大的家人花30块银元买通狱警，请人给他拍了一张遗照。刚拍完，牟永大就被扔进了烧的炙热的铁皮桶里… 牟永大出生于1905年，四川达县的，20岁那年，在上海的他加入了共产党。 随即，接到组织任务，去上海一家由日本人创办的纱厂里工作。 为了掩饰身份，麻痹敌人，牟永大不惜每月花50两银子去租了一个小洋房，还弄了一个叫大华的青年听差。 然而，刚参加工作不久，就遭叛徒出卖。 敌人蜂拥而至，跑来抓牟永大。 生死关头，大华急中生智，将牟永大藏到破沙发里，接着用几张报纸随意遮掩一下。 等敌人上来时，大华一脸无辜的道：“他刚刚下楼，说是去开会了，你们没遇上吗？” 闻言，敌人发了疯似的往楼下跑，牟永大也趁机下楼，从上海跑回了四川老家达县。 经人安排，成了一个老师。 牟永大借老师身份掩护，积极开展一系列革命活动，比如带学生去庙宇砸菩萨、破迷信，发动农民抗捐抗税，开办夜校等。 对不同的人，牟永大有不同的方法，单个谈话时，他像唠家常似的问道：家里多少人呀，有多少田地房子，够不够吃喝呀？不够呀，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此时，农民就会紧锁眉头，苦着脸道：这不是给地主干活，大头都交上去了… 这时，牟永大就会趁热打铁，拿俄国十月革命举例，激发农民心里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心甘情愿加入到组织中来。 很快，牟永大就被敌人通缉了。 得知自己被通缉的那一刻，牟永大当机立断隐姓埋名，化身为刘颖达，躲到了柏颖阶家里。 不过，他也没闲着，折腾出了一个专门为红军提供情报，筹集武器弹药的组织。为了不让特务发现，他给组织命名为“绿衣社”，故意与国民党的“蓝衣社”混淆。 绿衣社只设两个组，分别由牟永大和柏颖阶管理。两人一开始各自要为组里发展3个组员，以下每人再发展8人，然后设立联络人员，不准横向联系，每个成员都要想办法搞一把枪支过来。 牟永大很快就发展完了，枪也弄到了，可柏颖阶只联络到一人，于是听从牟永大的建议，回老家发展人员。 两人刚分别没多久，牟永大就在1934年5月30日这天，被杨森部队副师长罗君彤以“曾担任过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罪名，强行捉拿归案。 组织收到消息后，积极想办法营救牟永大，可营救行动都一一失败了。 牟永大的家人，想方设法，最终通过拿出30块银元买通了狱警，送来了一身棉长衫，拍下了最后一张照片。 那天，牟永大身穿棉长衫，戴着手铐和脚铐拍了照片，嘴角含着一丝轻蔑的笑，似乎在说来啊，有什么手段尽管使来，我是绝不会透露党的秘密。 在此之前，牟永大已经经历了“坐老虎凳”、“吊鸭儿凫水”、“烧八筒花”等酷刑，尤其是拍完照片后经历的“背火背儿”，更加惨无人道。 原来是将装有炉火的铁皮桶捆在人的背上，一边扇火，一边审问。 即使被折磨的死去活来，眸永大始终未曾低下头，透露半分。 既然问不出，那就不留了吧！ 罗君彤这样想着，选了个日子，把人拉到了达县城南门河坝。 临刑前，罗君彤厉声喝道还不跪下？ 牟永大站立着，不愿意下跪，他一字一句大声回应着：“你们的末日也快到了！” 话音刚落，随着一声枪响，牟永大倒在了血泊里。 他临死前拍的那张照片，也被达州市档案馆收藏，激励着一个又一个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