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孙中山生了重病，众多医生找不到病因。萧龙友诊断后说病在肝胆，已无药可救。不久孙中山病逝，经病理解剖证实为肝癌。 1890年，萧龙友踏入成都尊经书院的大门，带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 书院的古朴书卷中，不仅有深奥的词章科学问，还藏着中医的珍贵智慧，在这里，萧龙友并不满足于日复一日的文词修炼，他的心被藏于书页之间的《内经》、《难经》等古典医书深深吸引。 每当夜幕降临，灯火通明的时候，他总会被发现埋头于那些讲述体质、病理与治疗奥义的古籍之中，试图解码那些晦涩难懂的医理真谛。 在书院的角落，经常可以看到萧龙友与师兄弟们探讨疑难杂症，他们围坐在昏黄的油灯下，辩论着《金匮要略》中的治疗方案，或是《伤寒论》的病机演变。 与此同时，萧龙友的母亲长期患有“血崩”，病情时好时坏，这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每逢假期，他都会匆匆回到家中，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寻找治愈母亲的良药。 他常常一大早就出现在当地的药铺门前，与药铺老板讨论药材的质地和效用，试图从那些干枯的草根和芳香的草药中找到救治母亲的秘方。 这些日常的求医经历，让萧龙友更加理解到医药知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开始尝试自己配制药方，细心研究每一种药材的性质和配伍禁忌。 每当看到母亲在他精心调配的药物作用下略有好转，他的心中就充满了莫大的满足和鼓励。 这不仅让他更加坚信医学的力量，也坚定了他未来投身于医道、救治更多生命的决心。 1892年，四川一片惨绿，霍乱如同一位无情的刽子手，遍地索命。 成都的街道上，每天都有无数生灵呜呼，市井间弥漫着无尽的哀伤和恐惧。 病患们的痛苦哭泣和求救声充斥着每一个角落，空气中弥漫着药材和消毒药水混合的刺鼻气味，而更多的是一种无形的死亡阴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许多医生和药铺因恐惧传染而关门谢客，22岁的萧龙友却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这位年轻的学者放下手中的经卷，决定挺身而出，肩负起救死扶伤的重任。 他与一位同样年轻的中医师友一同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救治行动，他们在城市最繁忙的十字路口设立了大型的药炉，熬制起了大锅中药。 萧龙友亲自站在锅边，不时添木添水，确保药效的充分发挥，他们的行动很快吸引了众多病患和家属的注意，人们带着希望和绝望，手捧着瓷碗，排起了长队。 萧龙友在病患中穿梭，一边分发药汤，一边细心观察病患的反应，他和他的同伴从早到晚不停歇，尽管身体透支，精疲力尽，但看到越来越多的病人得到缓解，甚至康复，这份疲惫也变成了一种奇妙的充实感。 这场无私的救治行动，不仅挽救了无数生命，也让萧龙友的名字在民间传为佳话，人们称他为“万家生佛”，他的名声因此而声震四川。 1897年，他凭借出色的成绩考入光绪丁酉科拔贡，这一荣耀不仅为他个人增添了无限光彩，也为他的医学生涯开辟了新的舞台。 随后，他迁至京城，那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医，萧龙友借此机会，广泛与这些医学巨匠交流思想，深入探讨医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的医学视野因此大为拓宽。 1924年，孙中山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令所有关心他的人都感到焦虑不安，他的府邸里来来往往的是各路名医，每一位都试图解开他病情的谜团。 即便是最有经验的专家也都摇头叹息，无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诊断。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的朋友介绍了一位名不见经传却医术高超的萧龙友。 当萧龙友走进孙中山的病房时，他的目光透过了病痛与虚弱的表象，深入到了孙中山内心的痛苦与坚韧。 萧医生耐心地询问病史，详细地检查每一个可能的征兆，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诊断，他最终做出了令人心惊的判断——孙中山的病根植于肝胆之中。 此时的萧龙友面临了一个艰难的选择，他清楚地知道，孙中山的病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在那个医疗手段有限的年代，即便是最强的药物也只能是徒劳。 萧龙友在内心深处感受到了一种沉重的责任感，他必须要让孙中山明白病情的严重性，同时也不能让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失去希望，他选择了不开任何处方，这一决定在当时的医疗环境中显得极为罕见，甚至有些令人震惊。 1925年，当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传遍全国，整个中国都陷入了哀悼与不安。 为了解明其具体死因，一场详尽的病理解剖被安排进行，这一解剖不仅是对一个伟人最后敬意的表达，也是对医学界一个巨大的挑战和学习机会。 在昏暗的解剖室中，医生们小心翼翼地展开操作，每一刀都充满敬畏。 当解剖报告最终确认孙中山的致命病因为胆囊腺癌，且病变已经扩展至胆管，直接影响到肝脏及横膈时，室内的空气仿佛一瞬间凝固。 这一结果不仅验证了萧龙友之前的诊断，也揭示了疾病对孙中山体内的广泛破坏。 萧龙友的诊断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显得格外先进和准确，他那令人钦佩的医术不仅为孙中山的病情提供了透彻的理解，也在医学界引发了深刻的讨论。 病理解剖的结果公布后，整个医学界对萧龙友的评价达到了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