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刘国志被捕，他的五哥大惊，专程从香港飞到重庆，拿着一张空白支票送给了特务头子：“放了我弟弟，要多少钱，你自己写！   “我不要你家的钱，我只要他的脱党声明！”特务头子狞笑着对刘治国的五哥说。   刘国志在当时那个年代来说是个典型的“富二代。”他们家族的实力遍布四川泸州工、商各界，甚至有不少成员还是泸州政府要员身边的红人，而刘国志的父亲更曾出任当地发电厂的董事长。   出生在这样的名门望族，刘国志本可以轻松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继续过着自己“公子哥”的生活，然而刘国志却偏偏是个“叛逆”的人。   他从上高中时就开始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对共产党主张抱着强烈的支持和肯定。后来他考上西南联大经济系，在大学期间更广泛地接受了革命理念的传播，下决心要为中国的劳苦大众和民族的彻底解放付出一切。   就这样，年轻的刘国志背着家人入了党，成了一名为革命奔走的地下党员。刚开始，刘国志经常依靠自己卓越的记忆力，用学生的身份作掩护秘密探取对我党有用的情报，想方设法送到南方局去。   大学毕业后，刘国志又被派往云南陆良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由于陆良是个小地方，而刘国志这样的知识青年在当地太过抢眼，没过多久刘国志就被当地的特务盯上。为了确保他的安全，组织上把他送回重庆的家人身边。   家里人见到刘国志突然从外面回来，都认为这个和家庭格格不入的年轻人在闯荡一番后终于接受了家里平静安稳的生活。而刘国志也确实乖乖接受了家里人的安排，到当地的一家银行上班。   从此，刘国志在家里早出晚归，显得异常忙碌。每次家里有人问他到底在忙些什么时，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而没有人知道，刘国志每一次外出都冒着生命危险。   原来，刘国志到重庆后仍旧干起了“老本行”，用银行职员的身份掩作掩护，积极发展重庆的革命力量。不久，重庆“六一社”被组织了起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夜哨报》也正式在重庆问世。   “六一社”和《夜哨报》，就像无言的冲锋号，吸引了大批热爱国家、痛恨国民党腐朽统治的热血青年，令国民党当局十分头痛。而刘国志正是这一切的幕后策划者。   正当刘国志满心欢喜地看着重庆社会出现的新变化，正准备为革命力量的发展贡献更多力量时，一对国民党特务却在深夜敲响了他家的房门，为首的特务得意洋洋地对他说：“你的上司冉益智已经什么都招了，你还是乖乖跟我们走一趟吧！”   原来，冉益智是专门负责“六一社”和学生革命工作的地下党，而他在被捕后马上供出了一连串重庆地下党的名字，其中就有刘国志。   当刘国志被特务们压着到了审讯地点，正准备把这些地下党员狠狠折磨一番的徐远举在看到刘国志的一瞬间却惊呆了：作为长期活动在重庆的特务头子，徐远举深知刘国志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在他看来，这个年轻人实在没有背叛国民党跑去革命的道理，肯定是受到不怀好意分子的挑唆和煽动。   冷静地思索了一番后，徐远举决定一边对刘国志用刑以从他嘴里掏出想要的信息，一边派人将这个消息告诉刘家，想利用刘家逼刘国志更快地乖乖就范。   然而徐远举很快意识到自己到底把这个年轻人想得太简单了。   尽管刘国志的五哥刘国琪在得知消息后带着空白支票跑来赎人，并亲口对徐远举说：“只要放了我弟弟，支票上的数字你自己填！”   尽管徐远举亲自应承刘家：只要刘国志自己在报纸上发表一篇脱共声明或者在准备好的脱共声明上签字，那么就可以对他的所作所为既往不咎。   但无论徐远举怎样降低自己的要求，也无论刘国琪如何对自己的弟弟苦苦相劝甚至差点就跪在地上相求，但刘国志对国民党开出的条件始终无动于衷，更不肯把自己知道的信息透露出一个字。   就这样，刘国志在渣滓洞受尽了特务的折磨，他的两腿被老虎凳压烂，浑身上下满是被鞭子毒打的伤寒。然而这个年轻人始终不肯背叛党，也绝不肯出卖自己的革命同志。   1949年，刘国志被国民党残忍地杀害，这个本可以过着潇洒轻松生活的年轻人为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解放踏上一条艰苦而危险的道路，从此这个短暂而伟大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