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杀害李大钊的了明禅师，被带到后准备刑场枪毙，他对行刑人员提了一个要求：“我罪大恶极，确实死有余辜，但能不能不要用子弹打我的头？” 1949年的北平，经历了山河破碎、血雨腥风的岁月，终于迎来了解放的曙光。当人民解放军战士踏入这座古城时，曾经笼罩在阴霾之下的大地，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然而，在欢庆胜利的人潮中，一个不起眼的监狱却吸引了战士们的注意。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功德林监狱，国民党的最后一个监狱。当战士们接管这里，清点狱中物品时，一个庞然大物令所有人都为之震惊。那是一座高大的绞刑架，斑驳的铁锈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散发着死亡的寒意。年轻的战士们面面相觑，不明就里，直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走上前来。 老者名叫王文斌，曾在北平生活多年，是这里的土著。他缓缓抚摸着这座刑架，眼中泛起了泪花。原来，这正是当年国民党反动派用来绞杀革命志士李大钊的刑具。王文斌的讲述，让在场的战士们都惊诧不已，这个斑驳锈蚀的刑架，竟然承载了如此悲壮的历史。 ＂李大钊，我们敬爱的李大钊同志，就是被吊死在这里的。＂王文斌哽咽道，＂那一年，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剿灭共产党，疯狂地抓捕革命者。李大钊同志当时寄居在苏联大使馆，可是叛徒出卖了他。军警闯入大使馆，将李大钊同志与其他革命志士一起逮捕。4月28日，在张作霖的授意下，反动军警对他们执行了死刑，用的就是这个绞刑架。＂ ＂李大钊同志临死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他的壮烈牺牲，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毛主席曾撰文缅怀他，称他是中国革命的一面光辉旗帜。＂王文斌说到这里，悲愤难抑，＂想不到，这个绞刑架一直被国民党保存到现在，真是罪证确凿啊！＂ 战士们听完，无不义愤填膺。他们明白，这绞刑架不仅是一件物品，更是黑暗年代最残酷的见证。它曾经夺去了多少革命者的生命，又承载了多少仁人志士的血泪。它本是敌人的杀戮工具，如今落入人民手中，理应成为警示后人的历史铁证。 经过慎重考虑，这座绞刑架最终被编号为＂0001号革命文物＂，所有锈迹、伤痕都被原样保留。文物工作者细心修复了它，却不忍心抹去岁月留下的痕迹。 1953年4月26日，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的刑场上，一个身穿囚服、满头白发的老人，正被押解到行刑队伍的最前列。他就是臭名昭著的反革命分子、杀害李大钊的凶手雷恒成，此刻正等待着最后的审判。 26年前的1927年，正值北洋军阀混战，北京城陷入一片混乱。苏联大使馆内，躲藏着一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其中就有李大钊。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捉拿这些革命者，授意京师警察厅制定了周密的查抄计划。 4月6日拂晓，吴郁文率领三百余名军警，强行闯入苏联使馆。革命志士们英勇反抗，但寡不敌众，先后落入敌手。李大钊被逮捕时，手中还紧握着一支手枪。而这支枪，后来就被另一个叛徒雷恒成据为己有。 狱中的李大钊饱受酷刑，仍然坚贞不屈。他绝食抗议，在狱中写下震撼人心的《狱中纪实》。然而，在军阀的淫威下，这位革命先驱再也没能走出监狱。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二十多位革命者，惨遭杀害。刽子手用＂三绞其颈＂的残忍方式，结束了李大钊年仅38岁的生命。 而主谋这一切的雷恒成，自此开始了他血洗革命的罪恶道路。作为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打手，他参与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卢作孚、李公朴、陈潭秋等仁人志士，都惨死在他的屠刀之下。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个民族败类更是彻底投靠日寇，充当汉奸走狗。他协助日军搜捕抗日志士，残害同胞，作恶多端。然而，这个阴险狡诈之徒，在抗战胜利后竟然逃脱法网，化名＂了明禅师＂藏匿上海，继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直到1952年，上海警方接到北京方面的举报，揭露了雷恒成隐藏在上海的事实。侦察员化装成信徒，终于在一个寺庙中将他抓获。与此同时，李大钊案的其他主犯也纷纷落网。叛徒吴郁文、蒲志中、陈兴亚等，均被绳之以法。 1953年，人民政府对这些民族败类执行死刑。就在生命最后一刻，雷恒成竟提出＂不要打我的脑袋＂这样的请求。他自知罪大恶极，但却仍想保全自己的头颅。这个卑微的请求，或许得到了满足，但他千疮百孔的灵魂，却永远无法得到救赎。 雷恒成走完了他罪恶的一生，然而，革命先烈的鲜血却永远不会白流。今天，李大钊的故居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的雕像矗立在北京香山，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 那些敢于迫害革命者的民族败类，最终都难逃历史的审判。反动派头目张作霖，1928年被炸死在皇姑屯；军阀吴佩孚，1939年病死在日本。而西安事变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蒋介石，也在1975年客死他乡。 来源：《69年前，他亲手抓获残害李大钊的反动军警》——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