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吴晗决定拆除北京古建筑，梁思成百般劝阻遭拒绝，急得蹲在地上失声痛哭。林徽因则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   信息来源：2009年08月14日 凤凰网文化 —— 林徽因不为人知一面：指着吴晗鼻子骂 北京，这座承载了数千年历史的古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这座城市的面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这场变革中，一群文化守护者与推动现代化的力量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博弈，其核心就是北京古建筑的命运。   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市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城市急需现代化改造以适应新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护好珍贵的文化遗产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这场博弈中，以梁思成、林徽因为代表的文物保护派与以吴晗为代表的城市改造派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1950年11月，一个意外事件成为这场博弈的序幕，北京西城门——西安门在一场意外的大火中被烧毁，这座原本计划拆除以改善交通的古建筑，就这样在火光中化为灰烬，这一事件仿佛预示着北京古建筑即将面临的命运。   随后的几年里，关于古建筑存废的争论愈演愈烈，1952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处首先提出了拆除牌楼的建议，理由是这些建筑物影响交通，导致事故频发，这一提议得到了一些政府官员的支持，他们认为这些古建筑阻碍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   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是不是该把故宫也拆了，反正它占地那么大，多影响交通啊！   然而，以梁思成和林徽因为首的文物保护派却坚决反对这一做法，他们认为，这些古建筑是北京独特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梁思成提出了保留古建筑并结合现代交通需求的方案，如建设交通环岛，将牌楼保留为街心景观等。   1953年，这场争论达到了白热化阶段，在一次由吴晗主持的会议上，梁思成和林徽因据理力争，指出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强调了民居建筑保存的重要性，然而，吴晗的态度却相当强硬，他认为专家的意见不能凌驾于城市发展的需求之上。   在这场争论中，林徽因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决心，尽管身患重病，她仍然坚持参与到保护古建筑的行动中来，在一次与吴晗的直接对峙中，她甚至用尽全力指责对方，表达了对拆除古建筑行为的强烈不满。   然而，尽管梁思成和林徽因竭尽全力，古建筑拆除的趋势似乎难以逆转，1953年12月，在一次座谈会上，多处古建筑的拆除计划被确定下来，面对这一决定，梁思成悲痛欲绝，甚至在某次会议上当场痛哭。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也介入了这场争论，周恩来总理亲自与梁思成进行了长谈，试图安抚这位坚持文物保护的学者，然而，即便是周恩来的介入，也未能改变古建筑被拆除的命运。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古建筑在这场现代化浪潮中消失，东交民巷牌楼、历代帝王庙牌楼等多处重要建筑被拆除，虽然有些建筑被承诺会异地重建，但许多最终都没有兑现这一承诺。   这场争论和随之而来的拆除行动对梁思成和林徽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林徽因于1955年去世，而梁思成则在之后的岁月里经历了巨大的心理变化，曾经开朗幽默的他变得忧郁胆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受了更多的打击。 1972年1月，梁思成在北京去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牵挂着北京的古建筑。他嘱咐妻子林洙，在台湾回归之际，一定要“家祭毋忘告乃翁”，表达了他对文化传承的深切关怀。   值得注意的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为保护北京古建筑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他们自己却一生租房居住，名下没有任何房产，他们所住过的房子也没有被列入任何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这一事实更加凸显了他们对文化保护事业的无私奉献。   这场关于北京古建筑命运的博弈，不仅改变了北京的城市面貌，也对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揭示了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如何平衡现代化需求和文化保护的难题，也凸显了决策过程中的诸多缺陷。   然而，历史似乎总是在不断重复，2004年8月，一座“假古董”——重建的永定门城楼竣工，仿佛印证了林徽因当年的预言，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文物保护的思考。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禁要问：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付出了怎样的文化代价？如何在发展与保护之间找到平衡？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梁思成、林徽因等人的努力虽然没有完全阻止古建筑的拆除，但他们的精神和理念却为后世的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今天的北京，虽然已经失去了许多珍贵的古建筑，但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却在不断增强，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的付出并没有白费，他们的理念正在影响着新一代的城市规划者和文物保护工作者。   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如何更好地平衡现代化需求和文化保护，仍然是一个值得我们不断探索和思考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