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因汉奸罪被判枪毙，被胡适救下，改判坐牢，1949年出狱后曾打算去台湾，于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看完后只评了一句话，不想竟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信息来源：光明网——警惕有关八道湾十一号的“偏听偏信”） 1949年，周作人正伏在案上写信，他眉头紧皱，笔尖飞快，仿佛要把心里的所有都发泄出来。这封信是给周总理的，强烈的表达了周作人愿意为新中国效力的想法。 但不知为何，却如同泥牛入海，再无回音。转眼到了1950年，2月的寒风吹动窗棂，他一番思考后，再次提笔写信。 吸取前次的教训，这次他打算直接寄给毛主席和文艺界领导人周扬，信中，再次迫切的表达了愿意为新中国“赴汤蹈火”的决心，并希望政府能原谅和接纳自己。 不久，这封信辗转到了主席秘书胡乔木手里，在和周扬商量后，拟定了处理意见上报给了毛泽东。而这头的周作人，自打信寄出去后，便日日盼着回复。 他的前半生，犹如门头墙上的野草，在风中跌宕起伏，摇摆不定。早年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曾和哥哥鲁迅，被世人并称为“双子星”，那时的他意气风发，追随者无数。然而，一切全都随着那个错误的选择戛然而止。 1939年，日军全面进犯华北，为了保住中华文脉，北京大学决定南迁，作为当时的文坛大家，周作人却因为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话，留在了北平。随着古城陷落，他突然发现自己掉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深谷。 很快，日本政客就登门开始连番劝说，希望周作人这个文坛旗帜能出任华北政务委员教育督办一职，以此来“感化”成千上万的青年加入到“大东亚共荣”的宏伟蓝图中，周树人不傻，他很清楚，接受这个职位就意味着当汉奸，背祖背德，被亿万同胞唾弃，于是便拒绝了。 可不料，人算不如天算。某天下午，周作人正在和自己的学生沈启无品茶聊天，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刺耳的脚步声。下一秒，两个陌生人冲进来，对着他们就是“砰砰”几枪。万幸的是，弹头被周树人外套上的纽扣挡住了，只在肚子上留下一点淤青，这次死里逃生后，他的信念开始动摇。 晚上，老婆羽太信子也开始不断刮枕边风，暗示周作人和日本合作，前途一片光明，等到中国被完全占领后，他说不定还能“光宗耀祖”，坐上高位。就这样，在刺杀事件过去12天后，周作人接过了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送来的聘书。 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哗然。从此，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一夜间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汉奸文人”，而他的命运注定要随着日本的战败走向了灭亡。 1946年，因汉奸罪，周树人被判处死刑，噩耗传到老朋友胡适耳朵里，急的他四处托关系求情，最终，周树人捡回一条命，改判15年有期徒刑。监狱的日子，让他度日如年，经受着肉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 1949年，在朋友李石曾的斡旋下，周作人被保外就医，提前出狱。望着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他内心五味杂陈，本打算去往台湾的想法被打消了，经过深思熟虑，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直到次年春天，才收到主席的回信。信中，有这样一行字：“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周树人反复读着这段话，心口压抑的石头瞬间落地了。 自那天开始，他重拾老本行，将满腔热血倾注在翻译事业上，以此来弥补过去犯下的错误。 直到今天，业界关于他的评价，还存在争议。希望他的故事，能够给后人以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