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朝鲜半岛各个历史时期的关系随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但是总体趋势向好，在朝鲜王朝立国之初，就主动与明朝示好，在以明朝为核心的东北亚秩序中向明朝称臣。在明-朝宗藩关系中，明朝展现作为上国的友好与责任，对朝鲜王朝不断进行封赏，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对朝鲜王朝有着良好的带动和积极的影响。

日本发动壬辰倭乱是对东北亚秩序的破坏，其产生的恶劣影响是不可逆转的，但是伴随着大量人员的流动，三国之间衍生的文化交流与融汇同样无可否认，仅仅就这一时期汉文化对朝鲜王朝的传播以及后续的发展来看，这一时期汉文化对朝鲜王朝传播本身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仍然值得探究。

汉文化对朝鲜半岛的传播历史久远，在此基础上，壬辰倭乱时期大量明军在朝鲜王朝的流动，明将的主动传播与朝鲜王朝根据自身情况的受容发展之下，一些汉文化得以在朝鲜王朝传播并被发扬，这些汉文化对朝鲜王朝日后的恢复与发展有一定积极的影响。

这其中，汉文化中的关羽信仰与阳明学对朝鲜王朝固守旧癖的统治阶级产生了极大的震荡。壬辰倭乱末期，在1597年至1598年明朝援军全部撤回国内这段时间内，明朝将领茅国器等人共修建了关王庙6所，如1597年，茅国器建造的星州关王庙（庆尚道星州牧）；

1598年，蓝芳威建造的南原府关王庙（全罗道南原府城）；1598年，薛虎臣建造的安东关王庙（庆尚道安东府）等，说明战争的结束并没有中断关羽信仰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但是这时朝鲜国王宣祖对于关羽信仰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可以说只是出于对宗主国尊敬，没有真正的接受关羽信仰。

虽然明军从朝鲜王朝撤军后，朝鲜王朝对已经建立的关王庙安排官员进行固定的祭祀活动，但是宣祖在位期间仅于1598年5月14日对关王庙进行过一次祭拜。战争结束后祈求“显灵”助战的需求变得不再重要，而朝鲜王朝君臣及将士对于关羽信仰仅停留在祈求战争的胜利，此时的关羽信仰在朝鲜王朝并没有得到符合朝鲜王朝形势的发展，也并未被赋予适合朝鲜王朝自身发展的现实意义。

反而在明清交替后，朝鲜王朝尊周思明之念不断加深，朝鲜王朝肃宗时更是设立大报坛祭祀明朝皇帝感念明朝，英祖时加大思明力度，对关王庙的多次祭祀成为了其思明的重要一环，仅《朝鲜王朝实录》中记载，英祖对关王庙的祭祀多达33次1。

关羽信仰在经历了传入初期的平淡与后期繁荣后，逐渐与朝鲜王朝的宗教文化融合，最终演变成为具有朝鲜王朝特色的关羽信仰。如此看来，壬辰倭乱中关信仰的传播对朝鲜王朝及中朝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关羽信仰东渐朝鲜王朝后的扎根与发展，成为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最好寄托。壬辰倭乱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中，明朝由于农民起义和女真的崛起逐渐走向衰落直至灭亡。

1644年明朝覆灭，作为明朝藩属国的朝鲜王朝将对明朝的感激之情表达在对关王庙的祭祀活动中，同时通过祭祀关羽和明朝将士，作为尊周思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朝灭亡后朝鲜王朝以“小中华”自居，设立特定的场所，祭祀明朝、关羽以及明军将领，在感激明朝派兵援助的同时，以此表现自身继承中华文化的正统性，此时的关羽信仰有着宣示朝鲜王朝“正统地位”的含义。

朝鲜王朝肃宗开始，对关王庙的祭祀次数不断增加，这说明朝鲜王朝统治阶级对关羽信仰持积极的、认可的态度，同时表明朝鲜王朝对明朝“再造之恩”的感激，通过对关王庙的祭祀及发展关羽信仰，从而加强与明朝在文化上的共鸣。

壬辰倭乱打破了朝鲜王朝近二百年的和平发展，战争的发生以及由壬辰倭乱传入至朝鲜王朝的关羽信仰和军事文化，使以文治国的朝鲜王朝意识到了军事和武治的重要性。上至皇室、军队，下至商人、百姓，皆对关羽有着恭敬的祭祀与崇奉，借对关羽的崇奉寄托自己的愿望，祈求庇佑。

此时，关羽信仰在朝鲜王朝的传播及发展则是朝鲜王朝自上而下对其的受容。文化的传播并非刻意，却有着长久的影响力。在壬辰倭乱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朝鲜王朝由于战争后国家秩序、国民经济生活都需要逐渐恢复，以及丙子胡乱后朝鲜王朝对后金的愤恨，使朝鲜王朝一直处于想要北伐复仇的状态，对关王庙的祭祀日渐荒芜。

这一冷淡的时期持续到肃宗继位，此时清朝的稳固已是无力改变的事实，对明朝的再造之恩的感激只能通过一系列尊周思明的活动进行表达。肃宗称赞关羽“武安王之忠义，实千古所罕”，要求将士以身效法，肃宗在位期间（1674年--1720年）经常亲自去关王庙祭祀，将关羽忠义的精神昭示天下，希望臣子与百姓能够忠于国家。

肃宗在位期间实现了全国各地关帝祭祀的规范化、祀典化，从此朝鲜王朝国王参拜关王庙成为一种必行之事，对关王庙的祭祀与对关羽信仰的发展成为了尊周思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关羽信仰在朝鲜王朝本土化，不仅使关羽信仰在朝鲜王朝的发展更适合于朝鲜王朝的信仰体系，同时丰富了朝鲜王朝的信仰文化。

明朝灭亡后，关羽信仰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发展，是由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进行的，统治者亲自祭祀关王庙的次数不断增多，是官方主导关羽信仰的最好证明，民间在逐渐接受和了解关羽信仰后，不断丰富和调整对关王庙的祭祀方式，形成民族特色的祭祀方式。而由明朝抗倭将领支持修建的关王庙，在朝鲜王朝后期也逐渐被赋予了新的祭祀含义。

关羽信仰以显灵助战的功能被援朝明军传入朝鲜王朝，又因关羽忠义的性格，在肃宗时期为关羽信仰赋予了新的含义。关羽信仰的忠义含义使朝鲜王朝统治者意识到关羽信仰对巩固国家统治有利，肃宗之后，大多增加了对关王庙祭拜的次数，英祖在位52年对关王庙祭拜33次外，同时不断完善了关王庙的御制祭文及各项典章制度，正祖与纯宗在位期间对关王庙祭祀分别有20次和12次，使关羽信仰在朝鲜王朝真正的发展起来。

在战争结束后，关羽信仰结合朝鲜王朝当时部分政治需求成为了上层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因关羽忠于国家、忠于君主的忠义精神，统治者增加了对关王庙的祭祀次数，以显示统治者对关羽忠义精神的褒扬，以此要求并希望自己的国民能如关羽一样对君主尽忠、对国家尽忠。

在支援朝鲜王朝的明朝将士们把关羽信仰带到朝鲜王朝时，本意是沿习在国内的习惯祭祀关羽，从而借助关羽的“神灵”保佑战争的胜利，而朝鲜王朝与明朝交往时一直奉行的慕华、事大政策，使朝鲜王朝君臣把对关羽信仰的接受当做对宗主国明朝的一种尊重，只是外交上的一种礼仪。在壬辰倭乱结束后，外部侵略势力的消失，疮痍满布的国家面貌需要恢复，更需要重建国民对王室的信心，从战争的伤痛中走出，这让朝鲜王朝统治阶级更加重视对国家的治理。

此时，关羽人物性格最重要的“忠”和“义”可以作为朝鲜王朝统治思想的工具，直到十七世纪后期，朝鲜国王对关王庙的参拜次数逐渐多了起来，而朝鲜王朝国王对关王庙的参拜、修缮及官方主导修建，也不仅代表着朝鲜王朝对明朝慕华、事大政策的延续，更多则是向臣民们宣传关羽对国家和君主的忠义精神，以此教化臣民从而加强对国家、君主的忠诚。

在此统治需要的基础上，关羽信仰能真正的在朝鲜王朝传播与发展则是由于中国传入的关羽信仰不仅仅在国家层面的主导下传播与渗透，更是与朝鲜王朝本土化的思想和需要融合，最后成为了朝鲜王朝本土需要的一种信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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