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东京审判时，中国法官的座次被安排在英国后面。梅汝傲反对，一定要排在英国

1945年东京审判时，中国法官的座次被安排在英国后面。梅汝傲反对，一定要排在英国前面。英国人说：联合国的惯例都是这样排的，中国就是在英国后面。梅汝傲大声说：这不是在联合国，这是审判日本战犯。应该按照日本受降签字顺序来排，美国第一，中国第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这场持续六年之久的世界大战落下帷幕，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浩劫终于画上了句号。然而，战争的阴霾并未完全散去，无数受害者的哭声仍在耳边回荡。为了还世界一个公道，为了惩戒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应运而生。在这场被誉为“世纪审判”的法庭上，一位中国法学家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梅汝璈，一个用智慧和勇气为中国赢得尊严的爱国者。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位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争取话语权的法学家，其成长经历同样令人惊叹。梅汝璈出生于1904年，恰逢清朝末年，国家风雨飘摇之际。12岁那年，年少的梅汝璈凭借过人的才智，考入了当时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在那里，他接受了严格的西式教育，为日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成归国后，梅汝璈来到了山西大学任教。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深刻认识到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梅汝璈并不满足于单纯传授法律知识，他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同学们，我们必须警惕外国势力通过教育影响我们的思想。梅汝璈常常这样告诫学生，我们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但更要保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为祖国的发展做出贡献。梅汝璈的教育理念在当时颇具前瞻性。他认为，单纯模仿西方并不能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只有在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的同时，保持民族特色，才能实现国家的复兴。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也为他日后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埋下了伏笔。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筹备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尽管梅汝璈此前并未担任过法官，但他在法学界的卓越成就和深厚造诣，使他成为中国代表团的不二人选。当得知自己被选为大法官时，梅汝璈心情复杂。一方面，他为能够代表中国参与这场历史性的审判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他也深知肩上的责任有多么重大。然而，梅汝璈万万没有想到，麻烦在审判开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在法庭座次安排上，澳大利亚籍审判长韦伯爵士提出，要将与他关系亲近的英美法官安排在自己的左右两侧。这一安排引起了梅汝璈的强烈不满。这是对中国的不尊重！梅汝璈愤怒地说，中国是抗日战争的主要参与国，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凭什么要将我们排在英国之后？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梅汝璈采取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行动。在法庭彩排时，他毅然脱下象征法官身份的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参加彩排。这一举动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也让韦伯爵士感到十分尴尬。梅汝璈的坚持最终取得了成效。经过激烈的讨论，法庭最终同意按照日本投降时各国签字的顺序来安排座次。这意味着，中国法官将坐在审判长左手边的第二个位置，仅次于美国。这场座次之争的胜利，不仅仅是梅汝璈个人的胜利，更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提升的体现。它向世界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中国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弱国，而是有能力、有资格在国际事务中发出自己声音的大国。然而，梅汝璈并未就此止步。在随后的审判过程中，他继续为中国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坚持要求将中文列为法庭的正式语言之一。中国是这场战争最大的受害国之一，梅汝璈据理力争，如果连我们的语言都不能在法庭上使用，那这场审判还有什么意义？经过不懈努力，梅汝璈的主张最终得到了采纳。中文与英文、法文等一起，成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六种正式语言之一。这不仅方便了中国代表团的工作，更是中华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地位提升的重要标志。在审判过程中，梅汝璈的法学造诣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面对日本战犯辩护律师提出的国家行为理论，即个人不应对国家的行为负责的论调，梅汝璈提出了犀利的反驳。国家行为理论不能成为逃避战争罪责的借口，梅汝璈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说法，那么今后就再也无法追究任何战争罪犯的责任了。这不仅违背了正义，更会助长未来战争的发生。梅汝璈的观点得到了其他法官的广泛认同，也为战后国际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论述成为了后来纽伦堡原则的重要基础，对于惩治战争罪犯、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过近两年半的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做出了判决。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其他被告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这个结果，既是对战争受害者的一种慰藉，也是对和平正义的有力维护。（信息来源：澎湃新闻2021年10月26日——《二战战犯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系列② 梅汝璈：东京大审判中的中国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