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反革命，我一定要去举报你！”1970年张红兵拿着举报母亲的材料，去往军代表宿舍，进行大义灭亲。40年后，他却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1970年的一个夜晚，方忠谋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就着昏黄的灯光享用着简单的晚餐。饭后，方忠谋无意间说了一句＂没有人能活一万岁＂，这句看似平常的话语，却被她的儿子张红兵敏锐地捕捉到了。 张红兵的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念头，他认为母亲的言论有悖于当时的主流思想，是一种反革命的表现。年仅16岁的张红兵，已经被文革的浪潮所裹挟，他坚信自己有责任揭发母亲的＂罪行＂，以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 于是，张红兵悄悄离开了家，在夜色的掩护下，来到了当地军管部门的驻地。他毫不犹豫地敲响了大门，向值班人员讲述了母亲的＂反动言论＂。军管部门的人员听后，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们当即决定采取行动。 几名人员很快就出现在了方忠谋的家门口。他们闯入家中，粗暴地将方忠谋按倒在地，用绳索将她的双手反剪在背后。方忠谋的丈夫和其他家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目瞪口呆，他们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方忠谋就已经被押上了军车，消失在了夜色中。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如此突然，以至于方忠谋的家人都难以相信这是真的。然而，张红兵却感到一种扭曲的自豪感，他认为自己的举报行为，是对革命事业的一种贡献，是他作为一名忠诚的革命者应尽的义务。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举动将彻底改变母亲的命运，也将在日后成为他难以承受的精神重负。   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社会开始逐步走向正轨。1980年，经过多方努力，方忠谋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当张红兵得知这个消息时，他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曾经，张红兵坚信自己举报母亲是正确的，是革命的需要。然而，当他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多么严重的错误。他亲手将无辜的母亲推上了死刑的审判台，而这一切仅仅源于一句无心之言。 愧疚和悔恨如潮水般袭来，张红兵感到自己的灵魂被撕裂了。他无法原谅自己当年的鲁莽和无知，无法原谅自己对母亲的不忠和背叛。他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回想起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回想起她对自己的关爱和牺牲，泪水就会不由自主地淌下。 张红兵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他不敢面对亲友的目光，也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他知道，自己犯下的错误是无法弥补的，即使母亲得到了平反，即使他再怎么悔恨，也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 恐惧和不安也开始笼罩着张红兵的生活。他害怕别人提起这段历史，害怕人们对他投以指责和鄙夷的目光。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价值，怀疑自己是否还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 张红兵的生活陷入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之中。他每天都在自责和忏悔中度过，他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赎罪，但又深知自己的罪孽是无法洗清的。这种痛苦如影随形，成为了他生命中挥之不去的阴霾。 文革的结束，并没有给张红兵带来解脱，反而让他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他只能在无尽的悔恨和自责中，度过余生，这是他必须背负的十字架，也是他无法逃离的梦魇。 他意识到，仅仅在内心忏悔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采取实际的行动来唤醒世人的记忆。 张红兵开始积极支持建立博物馆的倡议。他认为，这样一个博物馆不仅能够展示文革期间发生的种种悲剧，更能够警示后人，让他们认识到盲目跟随和缺乏独立思考的危险性。他希望通过这个博物馆，让更多的人了解文革的真相，了解那个特殊年代给无数家庭带来的伤痛。 在张红兵的心中，母亲方忠谋的遭遇是文革悲剧的一个缩影。他决定将这件事情作为博物馆的一个案例，详细讲述她被无辜举报、被残酷迫害的经过。他希望母亲的不幸遭遇能够触动参观者的心灵，让他们意识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加害者。 张红兵深知，这一切的努力都源于他对母亲的愧疚和悔恨。他明白，自己当年的错误是无法弥补的，但他希望通过这些行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赎罪，能够让母亲的在天之灵得到一些安慰。他不再逃避自己的过错，而是勇敢地面对，并试图将这种忏悔转化为积极的力量。 建立博物馆，申请文物保护，这些看似简单的举动，对张红兵来说却是一种救赎，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他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唤起更多人的反思，让文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让母亲的牺牲不至于白费。这，或许就是张红兵能够为母亲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信息来源：新京报2013年08月07日——律师忏悔文革中举报母亲：永不饶恕自己“弑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