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济南战役开打前两天，王耀武将老娘、妻子郑宜兰、9个孩子（6个儿子，1个女儿，2个侄子）送上了济南开往青岛的火车。后来他还托人带话，叮嘱家人不要去台湾，最好能去香港。 1948年9月，济南城外，解放军分为东西两个兵团，自城外向中心发起突破。对国民党军队而言，这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挑战。王耀武是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惊醒，迅速组织将领们在司令部进行紧急会议，试图拿出对策。 尽管王耀武告诉将领们援军即将到达，但解放军的进攻迅猛且准确，很快就突破了国民党军队东线的防御，西线同样告急。 两天后，本应援助济南的国民党军队抵达，却发现机场已落入解放军之手，无法着陆，只能原路返回。王耀武得知消息后，意识到形势的严峻。蒋介石的电报确认了无援的局面，命令坚守至最后。 随着解放军的逐步推进，王耀武考虑到了自己的家人——妻子和孩子们的未来，这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战局日渐明朗的情况下，他开始思考撤退的可能，但又深知家人安全的重要性。为此，他早已安排家人前往青岛避难，并严禁他们前往台湾。 当解放军进入济南市中心时，王耀武与将领们在成仁祠集会，他用“不成功便成仁”的道义激励众人，最终决定不选择自尽，认为这是对抗内战的一部分，是为了国家的更好未来。在悲壮与冷静中，他命令部下各自寻找出路。 王耀武最终在寿光被俘，被押送至中共中央华东局。此时，他的家人已经在他的安排下，前往香港。他妻子郑宜兰在悲痛中记起丈夫的叮嘱，虽然困难重重，但在王耀武的一位副官的帮助下，她和孩子们终于到达香港，避免了更大的危险。 郑宜兰与九个孩子初抵香港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差异和生活挑战。香港的繁华大街上，多种族的人群来来往往，与内地相比，这里的多元文化让他们感到新奇同时也倍感压力。在内地，他们习惯了由于王耀武的地位所带来的优越生活条件，但此时的他们，只能租住在较为拥挤的房屋中，生活节俭，出行也只能依靠公共交通。 一家人的生活逐渐在香港安定下来，孩子们也开始了在附近学校的学习生活。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郑宜兰和孩子们依然坚持学业，努力适应新环境。他们的身份在隐瞒之下，暂时安全。然而，生活并非一帆风顺，难以预见的困境正悄然逼近。 某日，一位自称为王耀武朋友的陌生人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家门前，声称有办法救出王耀武，并能让他重聚家庭。郑宜兰出于对丈夫的思念与担忧，未多加审视便信任了对方，交出了一笔大金额，希望能够见到丈夫。然而，这只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那人取钱后便消失无踪，留下郑宜兰和孩子们面对更加严峻的生活现实。 经此一事，郑宜兰虽心存挽救丈夫的念头，却在随后的日子里变得更加谨慎。尽管有人陆续出现，声称能助王耀武脱险，但郑宜兰已不再轻易相信。她开始更为理智地评估每一个救援方案，并决定不再盲目投入金钱，意识到家庭的安全和孩子们的未来是更为重要的责任。 在这一过程中，郑宜兰和孩子们逐渐适应了香港的生活。尽管刚开始充满了困难和不适，但他们学会了在挫折中寻找成长的机会，一步步地在新环境中扎根。 上世纪50年代末，郑宜兰接到了王耀武发来的信，这是自他们分离多年后的首次联系。信件到达之时，家中激动的氛围难以言表，这让郑宜兰及其子女们确信王耀武仍健在。 此后，郑宜兰与孩子们开始频繁地与王耀武通信，尽管彼此未能再次见面，书信成了他们情感的纽带。王耀武在信中常表达对家人的思念与关怀，特别是对他唯一的女儿王鲁云的关爱之情尤为深厚。 1965年，王鲁云接到了《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电话，通过他，得知周总理希望她能带领家人去北京与父亲团聚。这一消息令王鲁云欣喜若狂，尽管丈夫因工作原因无法同行，她还是带着大女儿前往北京。 在北京的宾馆里，王鲁云与久违的父亲王耀武重逢。多年未见，王耀武已是满头白发，但他对家人的关切依旧如初。重逢的场面充满了感动和泪水。此次见面，王耀武虽精神尚好，但王鲁云从随身携带的药物中得知，父亲已患上帕金森病。 这次的团聚王鲁云还见到了多位早年间的家庭友人，如杜聿明、宋希濂等，她邀请他们共进晚餐，并送出了许多精心准备的礼物。 团聚后，王鲁云带着混合的情绪返回香港，将见面的情况告诉了母亲郑宜兰。得知丈夫的健康状况后，郑宜兰感到悲喜交加，最终决定与王耀武离婚，希望他在北京能找到能照顾他的人。郑宜兰之后离开香港，前往中美洲与子女们团聚，直至1981年去世。 王耀武的儿子们大多迁至中美洲，他们在当地成家立业，大部分孙子成为了医生，但他们不再使用中文。 王鲁云则继续在香港生活，与丈夫黄振辉共同经营环保住宅和高档地产项目。她还致力于教育事业，设立了“王耀武将军奖学金”和“黄振辉奖学金”，以支持教育和学术研究。王鲁云的女儿们也各自有着杰出的成就，分别在政协、科研、教育和心理学领域活跃。 来自 主编 王成斌 刘炳耀 叶万忠等.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 第五集[M].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