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徐志摩坠机身亡，查家只派了7岁的金庸作为代表去参加葬礼，徐家礼数很重，安排他一个小孩子独自吃一桌酒席，事后，金庸称赞道：“徐家真是大户人家，大概皇帝吃饭就是这个样子吧！” 1931年，金庸当时仅8岁，以家庭代表的身份，独自前往吊唁因空难丧生的诗人徐志摩。对金庸而言这是初次涉足社会的“江湖”之旅。事后多年，他仍记得，徐家的礼仪之隆重，令他独享满桌佳肴，仿佛皇帝般的用餐体验。 徐家是江南有名的名门望族，其家族的礼数和地位使得普通的哀悼变得尤为庄重。此时的金庸原名查良镛，其母徐禄为徐志摩的小姑，本可由成年家庭成员前往吊唁，然而由于当时徐志摩在文化与情感方面的争议，家中大人考虑到可能会被视为谄媚，因此选择让年幼的金庸代表家庭。 1936年，金庸的母亲徐禄去世。同年，抗日战争的阴云逐渐笼罩浙江，他就读的嘉兴中学被迫迁移至丽水，这一连串的事件加剧了他的人生波折。然而，在动荡与流离之中，金庸的文学天赋开始显现。他与同学共同编写的教辅书籍《给投考初中者》市场反响热烈。 中学时期，金庸结识了对其人生影响深远的朋友沈宝新。两人共同探讨理想与未来，金庸曾表达了成为外交官的愿望。然而，他的人生轨迹与梦想却因多次与校方的冲突而出现重大转折。尤其是在1940年，他因反抗不公而首次感受到言论带来的后果。 1944年，金庸入学中央政治大学，然而未几即因再次仗义执言而被校方开除。他的生活在此期间充满了挑战，但也是这一系列的经历塑造了他后来作为作家的独特风格与人生观。 1948年，他与杜治芬的浪漫故事开始，却在异国他乡中走向破裂。 1950年代初，金庸在事业与个人生活上遭遇了极大的挑战。他的父亲在政治运动中被错杀。尽管面临如此多的磨难，金庸最终通过写作找到了自我表达的方式。他在香港的报纸工作为他提供了舞台，使他能够以笔为剑，抒发情感与批评时政。 1954年，香港武术界的风云突变，源自两大武馆“太极门”和“白鹤门”的激烈对抗。双方决定通过一场掌门人的直接较量来解决争端。这场比武迅速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群众纷纷期待这场大战的到来。《新晚报》甚至特设专版跟踪报道这一事件。 然而，实际的比武却出人意料地简短，仅一个回合就决出了胜负，大大出乎观众的预期。当时，许多人暂停工作围观这场比武，最终却感到失望。《新晚报》的主编罗浮，看到群众失望的表情，突发奇想，他鼓励记者陈文统尝试撰写武侠小说，以此来满足观众对激烈战斗的渴望。陈文统在《新晚报》上使用笔名“梁羽生”连载《龙虎斗京华》，立即引发了一股武侠热潮。 随着连载的深入，梁羽生的名声在香港迅速崛起，促使《新晚报》的销量激增。连载结束后，报社希望继续利用这股热潮，推出更多武侠作品。此时，金庸被推荐来继续这一壮举。尽管金庸初时难以适应武侠小说的写作，但在一次偶然的启发下，他以“金庸”为笔名，创作了《书剑恩仇录》，该作品不仅深受欢迎，也为他奠定了武侠大师的地位。 1956年，他在《香港商报》连载《碧血剑》，这部作品同样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在这期间，金庸结识了朱玫。尽管家人反对，朱玫决定与金庸交往并很快结婚。 在金庸的生活中，还有一位重要的女性夏梦。夏梦是一名电影明星，被誉为“东方的奥黛丽赫本”。金庸对她情有独钟，但由于夏梦已婚，他的追求未能成功。夏梦以礼貌的方式拒绝了金庸的感情，但两人保持了深厚的友谊。 1959年，金庸与中学同学沈宝新一起创办了《明报》。初期报纸以时评为主，但由于读者兴趣不高，金庸不得不重新拾起武侠小说的笔触，开始连载《雪山飞狐》和《神雕侠侣》。这一举措成功地吸引了更多读者，提升了《明报》的销量和影响力。在这一切中，金庸的妻子朱玫起到了极大的支持作用，无论是生活还是事业上，她都是金庸坚强的后盾。 1967年，香港因内地政治风潮波及而发生了著名的“六七风暴”，在这一混乱的背景下，武侠小说家金庸成为了该事件中的一个特殊人物。他在《明报》上公开发表反对暴力的言论，这引来了左派的强烈批评，并且不幸地被列入了暗杀名单，面临死亡威胁。 这种危险的威胁迫使金庸不得不离开香港，寻求避难。在离开之前，他将自己正在《明报》上连载的小说《天龙八部》托付给了密友倪匡代为撰写，嘱咐他务必保全小说中的角色不得死亡。尽管如此，倪匡还是在故事中让角色阿紫失去了视力，这一剧情的变化为小说增添了不少波折和张力，尤其是与阿朱的对比更为鲜明。 当金庸回到香港并发现这一情况后，尽管对倪匡的改动感到惊讶，他还是以高超的技巧让阿紫奇迹般地恢复了视力，这一转折深得读者的喜爱。 除了小说创作，金庸的生活和事业亦是传奇。他的《明报》因为报道的独立性和深度，在文化和商业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吸引了众多名人为其撰稿，包括台湾著名武侠作家古龙。 来自 严家炎. 严家炎全集 金庸小说论稿[M].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