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3年，六名匪徒劫持了中国民航296客机；这其中包括沈阳军区参谋长的女儿。他们枪击两人并以此威胁机长王仪轩。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该班次的飞机竟然意外飞至韩国！ 1983年5月5日，沈阳市体育学院的副部长安国瑞如同往常一样，于早上6点30分起床。当他向收音机走去准备收听新闻时，意外地在桌上发现了一个未封口的信封。信件的内容，来自他的儿子安卫建，简单却意味深长：“爸爸、妈妈：我到远处做生意去了。永远忘记我吧，就当你们没有我这个儿子。” 安国瑞知道儿子的所谓“远行”，绝非单纯的生意之事。考虑到安卫建之前多次因法律问题被拘捕，他立即预感到此事并不简单。焦虑中，他紧急联系了学院保卫处长栗增洪，命令其检查武器弹药库存，结果发现4支手枪及30发子弹不翼而飞。 栗增洪的调查进一步揭示了另一名职员姜洪军的失踪，这名职员与安卫建关系密切。事态紧急，安国瑞和栗增洪决定自行寻找，但直到上午9点，两人仍然杳无音讯，他们无奈之下向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区公安分局报警。 调查过程中，副院长侯鹏突然告诉警方他被人下毒，警方发现他所提供的茶叶盒中有氰化钠粉末。侯鹏曾批评过安卫建和姜洪军，这使得警方将两人列为重大嫌疑人。 紧接着的发现是，在沈阳市东塔机场，有目击者称看到安卫建和姜洪军与另外四人一同前往登机口。警方赶往机场时，296号中国民航客机已经起飞。飞机原计划上午8点20分起飞，但因飞行员王仪轩在飞机检查中发现故障而延误。 飞机起飞后不久，机上发生了劫机事件。组织者卓长仁与另外五人计划劫持飞机前往台湾。在飞机高空平稳飞行时，卓长仁等人开始讨论行动计划，但飞行员王仪轩已经察觉到异常，他依照民航局的指示准备了反劫机措施。 劫机者在得知驾驶舱门已锁定后，用枪强行闯入，王仪轩和机组人员立即反抗，但空间狭窄使得斗争极为困难。卓长仁随后命令王仪轩改变航向，但王仪轩机智地调整航线，试图误导劫机者。最终，飞机在韩国春川的一座军用机场降落。 事态发展中，劫机者卓长仁要求与台湾当局的“驻韩大使”会面，认为台湾和韩国之间有所谓的“外交关系”，应该能够协助他们前往台湾。 然而，这种期望显然是基于错误的政治判断。韩国政府对于劫机行为的态度极为谨慎，担心此事件可能升级为国际危机。因此，他们采取了拖延策略，派出谈判人员与劫机者周旋，同时避免直接满足他们的要求。 在事件的关键时刻，中国政府通过国际民航组织向韩国航空局发出电报，强调保障飞机及乘客的安全，并表达了派遣代表团前往韩国进行商谈的意愿。韩国交通部航空局局长金哲镛接到电报后，迅速报告给上级。 5月5日晚上，韩国政府表态愿意安排卓长仁见台湾方面的“大使”，并要求所有劫机者先下飞机。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和乘客在事件后被安排到春川市的观光旅游宾馆和色六宾馆。在这里，他们得到了妥善的照顾和安置，韩国政府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住宿。 五天后，所有的中国旅客和机组人员乘坐飞机安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在机场，他们受到了200多名热情的民众欢迎。国务院副秘书长、民航总局副局长以及上海市副市长等重要官员也都到场，对他们表示了慰问并欢迎他们平安回国。 1983年，6名中国大陆的劫机者被韩国首尔地方法院审理。这起事件始于劫机者将一架飞机从中国领空劫持至韩国，随后在汉城降落。审判过程中，这些人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试图通过法庭辩护避免被遣返中国。 首尔地方法院对此案的处理过程非常复杂。最初，卓长仁和姜洪军这两名主犯被判处10年的有期徒刑，而其他四人则分别被判7年。 然而，国际上对这一判决的反响强烈。美国和台湾等地的支持者认为这些人是为追求自由而行动，应被视为英雄而非罪犯。台湾当局更是强烈反对韩国的判决，多次向韩国政府施压，要求释放这些人。 在外部压力和公众舆论的影响下，韩国法院最终在1984年缩短了这些人的刑期，卓长仁的刑期被减至6年，其他人的刑期也相应减少至4至5年。同年8月，这6人被释放并被送往台湾。 到达台湾后，这些人被认为是反抗共产主义的英雄。台湾政府给予了他们每人250万新台币的安家费，并由蒋经国总统亲自接见。 台湾政府为了保持他们的忠诚，又额外给予了每人500万新台币的生活费。但不久，他们就通过各种公共演讲和活动迅速消耗了这些资金。由于缺乏实际能力，他们最终失去了工作。 1991年，卓长仁和姜洪军因为财务问题，甚至卷入了一起绑架和谋杀案。这起案件发生在台北县淡水镇，他们绑架了一名医院副院长的儿子，并在勒索未果后将其杀害。 此案震惊了台湾社会，警方迅速介入调查，并在几个月内将两人逮捕归案。这起案件在台湾法院审理了近十年，最终在2000年9月，台湾高等法院裁定这两名前劫机者死刑。2001年8月，卓长仁和姜洪军被正式执行枪决。 来自 蒋新苗等编著. 国际法学案例分析解题指南[M].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