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山东禹城菜园村有个外号叫刘大脑袋的村民，在给日军修炮楼时，以为鬼子听不懂中国话，当着一个小鬼子的面，笑着骂了几句。 1937年，随着“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本军队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不久后，他们占领了禹城的菜园村，一个坐落于古官道旁的小村庄。菜园村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日军眼中的战略要地，因为这里既可以便捷进攻，又便于撤退防守，可谓是兵家必争之地。 为了巩固其占领地位，并预防如八路军这样的抗日力量的突袭，日军在村庄周围建造了坚固的炮楼和防御工事，甚至在关键位置布置了机枪，军事部署严密。 日军对菜园村民采取了两手策略。表面上，他们表现得十分友好，与村民们客气交谈，常在街上遇见村民便微笑致意，向抽烟的村民递烟，向带孩子的妇女赠送糖果，对贫穷家庭甚至进行施舍，雇佣村民修建炮楼时，不仅发放工资，还包饭甚至午餐时分发包子。他们的举动，表面上看是在帮助村民，实际上是试图以温和的面貌减少抵抗，稳固其占领的地位。 然而，日军的这种表面善意只是一种政治诱降的手段，目的是淡化他们作为侵略者的形象。晚上，他们常在村中放映电影，内容多是关于日俄战争的宣传片，夸大日军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以及他们如何帮助中国人“夺回”被俄国人占领的土地。通过这些电影，日军试图塑造自己的形象，宣扬所谓的“东亚共荣”和“王道乐土”。 这种宣传活动表面上看似无害，但实际上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理战和文化侵略。日军利用这些活动来宣扬其政治理念，试图让村民接受他们的统治和价值观。电影结束时，他们还会发表演讲，进一步强化这种宣传。 尽管日军的种种策略一度使一部分村民对他们产生了好感，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们逐渐认清了日军的真面目和他们所谓的“帮助”背后的险恶用心。日军的残暴行为和对村民的实际压迫开始逐步暴露，村民的初步好感被愤怒和抵触所取代。 菜园村的村民们被日本占领军强令修筑一座军事防御工事。这项任务要求村里的十几名青壮年男子集中劳动，他们被分配不同的工作，从搬砖到搅拌水泥。工地上的氛围充斥着各种声音：砖石相击的叮叮当当声、工人间的交谈声以及日军播放的音乐声，构成一副忙碌而嘈杂的景象。 在这群劳工中，有一个名叫“刘大脑袋”的年轻人尤为引人注目。他大约27岁，身材高大而壮实，头部尤其巨大，这也是他那独特外号的来源。刘大脑袋以他的力大无穷而受到众人的喜爱和尊敬，他总能在重活中顶上两个人的工作量。此外，他还以幽默感著称，在紧张的劳作中不时开些玩笑，为大家带来欢笑。 午休时间到了，大家纷纷放下工具，有的去取水解渴，有的抽旱烟聊天，而刘大脑袋则找了个僻静的地方休息。这时，一位身材矮小的日本兵也来到了同一地点。两人几乎同时走向厕所，随后发生了一幕意想不到的交流。 这名矮小的日本兵注意到了刘大脑袋的身体某个部位的特殊，竟忍不住赞叹。刘大脑袋原以为这名日本兵不懂中文，便自言自语地发了牢骚。然而，意外的是，这名日本兵不仅懂得中文，而且还是日军的翻译官。听到刘大脑袋的话后，他顿时愤怒无比，与刘大脑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结果，这名翻译官呼叫了其他日本兵，他们冲进厕所，将刘大脑袋团团围住，对他进行了残忍的打击。经过这场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刘大脑袋被严重殴打，骨折多处，几乎奄奄一息。 几天后，村里的保长带着村民，用一辆简陋的车将刘大脑袋送回家。在日军占领区，刘大脑袋曾数次被打得昏迷不醒。家人为了救他，不得不耗尽积蓄，通过保长向日军献礼，这才勉强保住了他的生命。 三天后，刘大脑袋短暂地恢复了意识，尽管伤势严重，但他在最后的时刻表现出了极大的坚韧和决绝。他对围坐在床边的家人留下了最后的话语，嘱咐他们不要屈服于侵略者，去找抗日的部队，为他报仇。 来自 刘大年著；张海鹏主编. 刘大年全集 中国复兴枢纽 6[M].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