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始终不肯放蒋介石走，为此他跟张学良闹得几乎到了要翻脸的程度，张学良甚至考虑通过武力迫使杨虎城放蒋。可仔细一盘算，张学良认为这动武事不靠谱。就兵力而言，西安一带的东北军要多于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但在西安城内的兵力却跟人家没法比。不仅各个城门都由第十七路军把守，城外还驻守着九个团，而东北军只有一个团。九比一的比例，一旦双方打起来，杨虎城完全有实力把蒋介石扣押起来，到时候事情可就不好收场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发起了震惊国内外的西安事变。 次日，蒋介石被拘留的消息传遍了国内。此时，何应钦率领的国民党亲日派大军正逼近陕西潼关，意图解救蒋介石，并声称要对长安进行“血洗”。在这种压力之下，张学良和杨虎城面临着如何处理蒋介石的艰难选择。两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导致了激烈的争论，甚至一度近乎决裂。 12月14日，一架飞机在西安上空投下了一个信筒，张学良亲自打开发现里面是端纳的来信。信中，端纳传达了宋美龄对张学良的期望：在考虑如何处理与蒋介石的关系时，应兼顾国家大局。另一封信则直接送给了蒋介石，信中提到蒋的管理方式及其对部下的沟通问题。 随着谈判的展开，杨虎城在一次夜间会议中面临着部将们对是否处决蒋介石的激烈讨论。尽管有强烈的杀蒋声音，杨虎城和其他一些将领还是倾向于更为谨慎的处理方式。 12月16日，端纳再次返回西安，与张学良和杨虎城进一步商讨。他们探讨了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并对如何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当前危机进行了讨论。 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已对张、杨下达了讨伐令，并有大量军队聚集在陕西潼关至华阴一带。战事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下，各方力量在不断调整和重新定位，张、杨面临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日增。 12月17日，何应钦被任命为“讨逆总司令”，同时，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对陕西地区的多个重要位置进行轰炸，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在战争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张学良的座机载着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人抵达西安，展开与杨虎城的会谈，确立了联合逼蒋抗日的政策。 12月22日至23日，宋子文、宋美龄、端纳和戴笠等人相继抵达西安，与张学良和杨虎城就释蒋问题展开谈判。经过两天的艰难谈判，南京政府最终同意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肃清亲日派势力、释放爱国人士，并启动抗战。 谈判的最后阶段，张学良明确表示即将释放蒋介石，并亲自护送其返回南京。面对即将放蒋的局势，杨虎城坚持要求蒋介石必须签字作为承诺的保障，并且在放蒋前向部队将领和广大群众做出充分解释，以维护行动的正当性。 1936年12月，一场震惊中外的政治风波在古城西安上演。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被"年轻帅"张学良和西北"王"杨虎城扣押，举国哗然。在中共等各方的斡旋下，经过14天的谈判，这场事变以蒋介石做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六项承诺而得以平息。然而，蒋介石获释的过程却充满了疑点。 作为西安事变的主谋之一，杨虎城本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这位忠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将领，对蒋介石独裁专制十分不满，多年来一直坚持联共抗日的主张。在事变中，他力主"挟天子以令诸侯"，逼蒋就范，然后"南船北马"，共创抗日局面。但让杨虎城没想到的是，在事变进入关键时刻，张学良竟然擅自做主，于12月25日下午突然放走了蒋介石。 据宋子文的日记披露，就在蒋介石获释的当晚，张杨二人就此事发生激烈争吵，几乎决裂。面对张学良的决定，杨虎城震惊之余，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既成事实。25日下午，当他赶到张公馆时，蒋介石已经整装待发。杨虎城只好强忍愤怒，与张学良一同将蒋介石送往机场。 在机场送别时，蒋介石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随后又重申了六项诺言。张学良回答:"只要你同意了我们的主张，我送你回南京去。"临别时，张学良还将一纸手令交给杨虎城，红笔写道:"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指挥......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即日。"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立即部署了对张杨的报复行动。他先是让陈布雷炮制了一篇《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的训词》，歪曲事实、混淆是非。接着又调集重兵，准备武力清算。对此，杨虎城早有警觉。他曾问张学良:"如果蒋不守信怎么办？"张却乐观地说:"蒋介石既已答应，他就一定会做到。" 西安事变后不久，他就发动了第五次反共高潮，国共合作的希望破灭。对此，周恩来曾感慨:"有人问我，'西安事变'时如果把蒋介石杀掉会怎么样？我看也不过是日本人早打进来，革命力量早发展，抗日战争也许早胜利。结果未必坏。" 西安事变虽已过去，但其中许多疑点至今难解。张学良为何要在关键时刻放走蒋介石？杨虎城对此事知情多少？那纸临别手令又意味着什么？种种疑云，恐怕只有当事人知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