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深秋,我背着简单的行囊,拄着拐杖踏上了回乡路。三年前的那场边境冲突,让我的右腿落下了残疾。组织照顾我,给了我一个轻伤残废军人的认定,可以回原籍安置。
我叫王德昌,今年二十三岁。临走时,指导员拍着我的肩膀说:"小王啊,你是为保家卫国负的伤,回去后组织不会亏待你的。"我点点头,心里却五味杂陈。
那天傍晚,我拄着拐杖走到一个叫杨柳村的地方。暮色苍茫中,我看见前面有个女人正费力地挑着粪桶。她走得很吃力,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歇一歇。
"同志,我帮你挑吧。"我喊了一声。那女人回过头来,约莫三十出头的年纪,脸色有些憔悴,但眉眼间透着一股书卷气。
"不用了,你是伤残军人。"她看了看我的拐杖,摇摇头。
"我右腿受伤,但左腿还好使。"我坚持道,"这点力气还是有的。"说着,我把拐杖递给她,接过了粪桶。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她接过拐杖,语气里透着一丝惊讶,"我叫林芷若,是杨柳村的知青。"
我愣了一下。知青?她看起来年纪不小啊。似乎看出我的疑惑,她苦笑道:"我是右派分子,五七年下放到这里的。"
听到"右派"两个字,我心里一紧。那个年代,右派分子是最敏感的身份。但看着她瘦弱的身影,我又有些心软:"林知青,前面还远吗?"
"快到了,就在那片田地。"她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块菜地。我点点头,默默地挑着粪桶往前走。
路上,林芷若告诉我,她原来是省城中学的语文老师。五七年因为在教学会上说了几句"错误言论",就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这个偏僻的山村。
"我刚来的时候,连粪都不会挑。"她自嘲地笑笑,"现在倒是练出来了。"
听她说话,不像是村里人。那种温婉的语气,让我想起了以前的语文老师。"你......以前真的是教书的?"我忍不住问。
"是啊,教了五年书。"她的声音低了下来,"最小的学生现在应该上初中了吧。也不知道他们还记不记得我这个老师......"
说话间,我们已经到了菜地。我把粪桶放下,她把拐杖还给我。月光下,我注意到她的手上满是老茧。
"天不早了,你住在哪里?要不去我那里休息一下吧。"她犹豫了一下说,"我住在村头的一间草房里。"
我摇摇头:"不了,我得赶路。"虽然心里对这个女右派有些同情,但那个年代,跟右派分子走得太近不是好事。
"那好吧。"她也没有强求,"谢谢你帮我挑粪。"说完,她转身要走。
"等等!"我突然叫住她,"你......你一个人在这里,生活还习惯吗?"
她回过头,月光下的笑容有些凄凉:"都五年了,早就习惯了。倒是你,伤成这样还帮我干活,真是太感谢了。"
看着她消失在夜色中的背影,我心里莫名地难受。她不过是说错了几句话,就要在这穷乡僻壤过这种日子。
那天晚上,我在村口的一户农家借宿。躺在床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一直浮现着林芷若挑粪时的身影,还有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
第二天一早,我鬼使神差地又去了那片菜地。果然看见她正在那里干活。见到我,她明显愣了一下:"你怎么又来了?"
我有些局促地说:"我觉得......你一个人干活太辛苦了,我来帮帮你。"
她认真地看了我一会儿,突然笑了:"王同志,你知道帮右派干活意味着什么吗?"
"我只知道,你是个需要帮助的人。"我说,"再说了,我这条伤腿就是因为相信组织、相信人民。现在帮你一个女同志干点活,怎么就不对了?"
听我这么说,她的眼圈突然红了:"王同志,你是个好人......"
就这样,我在杨柳村留了下来。每天帮她干完农活,晚上我就在她的草房外的小凳子上坐着,听她讲以前的故事。
她给我讲她的学生们,讲她最爱的《红楼梦》,讲她对诗词的理解。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在她的声音里,我第一次觉得,原来知识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
在杨柳村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发现,林芷若不仅懂文学,还会一些简单的医术。她用草药帮我敷腿,每天坚持给我按摩。
"这是我下放前跟一位老中医学的。"她一边帮我按摩,一边说,"没想到在这里还能派上用场。"
慢慢地,我的腿好多了,能拄着拐杖走很远的路。村里人都说,是林知青的医术好。但我知道,更重要的是她那份细心和耐心。
有一天晚上,我照例在她草房外的小凳子上坐着。她突然问我:"王德昌,你为什么不回家?"
我沉默了。确实,按照组织的安排,我早该回原籍了。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想走。
"你不怕别人说闲话吗?"她又问,"一个荣誉军人,整天跟一个右派待在一起......"
"我不在乎。"我打断她的话,"我只知道,你是个好人。那些所谓的右派言论,我听你讲了这么多天的课,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你知道吗?五年了,你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
就在这时,村支书找到了我。他把我拉到一边,语重心长地说:"小王啊,你是荣誉军人,组织上要照顾你的。可你整天跟个右派混在一起,像什么话?"
我挺直了腰杆:"林知青是个好人。她教了我这么多知识,还帮我治腿。要不是她,我可能一辈子都是个瘸子。"
"可她是右派啊!"村支书急了,"你要是真觉得她好,等她摘了帽子再说。现在,你赶紧离她远点。"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我知道,只要我一走,林芷若又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白眼和歧视。可是不走,我这个军人的荣誉就会受影响。
第二天一早,我下定决心,去找了村支书:"我想请组织上帮个忙。我想留在杨柳村,就安置在这里。"
村支书愣住了:"你疯了?好好的城镇不去,要留在这穷山沟?"
"我想留下来照顾林知青。"我说,"她一个女同志,在这里太不容易了。"
"你......"村支书气得说不出话来,"你这是要砸自己的饭碗啊!"
但我主意已定。为了让组织放心,我写了一份检讨,说明自己留下来的原因。最后,我说:"我是一名军人,军人重情重义。我不能看着一个好人受苦。"
1963年春天,我正式留在了杨柳村。组织给了我一个供销社的工作,每月工资不多,但够两个人生活。
林芷若知道后,哭得像个孩子:"你为什么要这么傻?为了我,把大好前程都毁了......"
我擦掉她的眼泪:"我没有毁前程。我找到了比官当更重要的东西。"
日子就这样过下去。我们一起种地、一起读书。她教我认字、写作,我帮她干重活。渐渐地,村里人的眼神也不那么异样了。
1978年,平反右派的消息传来。林芷若终于摘掉了压在头上二十年的帽子。她抱着平反书,哭得像个孩子。
"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她说。
我摇摇头:"值得。"
后来,她回到了省城的学校。临走那天,她站在村口,对我说:"王德昌,你不后悔吗?"
我笑了:"后悔什么?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
她红着眼圈,掏出一个布包:"这是我给你抄的《红楼梦》,你慢慢看......"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摞整整齐齐的手抄本。扉页上写着:"赠德昌同志:人生遇合,犹如参商。感谢你让我在最黑暗的日子里,看到了人性的光芒。"
不久后,我们结婚了。婚礼很简单,但我们都很幸福。她回到了讲台,我继续在供销社工作。每当有人问起我们的故事,我总是说:"我不过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
现在,我们都老了。但每次想起在杨柳村的那些日子,想起那个挑着粪桶的背影,我依然会觉得,这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那天傍晚伸出了援手。
因为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她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正如她常说的那句话:"人间自有真情在,岁月终将温暖人。"
1962年,应该是中印边境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