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攻击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正式拉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是为“九一八事变”。

东北事变前后，国民党显然并未把日军的挑衅开战太当作一回事，他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安内”之上：集结重兵对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进行连续“围剿”。

1931年6月，第二次“围剿”失败仅仅二十来天后，气急败坏的蒋氏就亲飞南昌坐镇，纠集国民党军23个师又3个旅计30万兵力，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

蒋氏显得信心十足，发誓说若不能取得“围剿”胜利，“死”也不回南京，并要求国民党军必须在三个月内“肃清”江西。

战至9月15日，即“九一八”爆发前三天，进攻江西苏区的国民党军被歼灭17个团3万余人，其中包括1.8万人被俘虏，还损失了各种长短枪1.5万余支，机枪将近两百挺，还有当时十分珍贵的电台6部。

蒋氏

第三次“围剿”江西苏区发生于“九一八”之前，如果说此时国民党还无法预估日军会在东北制造事变，那么1931年11月他们又集结17个师对鄂豫皖苏区实施第三次“围剿”就足够说明问题了：显然国民党认为“安内”大于“攘外”。

从1931年11月起，截至1932年6月彻底失败，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持续超过半年，先后经历了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光战役等四次惨败，损失兵力超过6万。

即使这样，国民党军还不太甘愿接受失败，后面又纠集更多兵力先后发起对江西苏区的第四、第五次“围剿”，以及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在此过程中，“九一八”之后，日军又先后挑起了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1933年长城战役等一些列侵略战，但一心“安内”的蒋氏宁愿接受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不敢也无心将“攘外”战争扩大，更多采取息事宁人的退让态度。

长城抗战

到这里，国民党及蒋氏重小集团之私利、轻民族之大义的狭隘格局已经暴露无遗，他们最后为人民所抛弃的结局也就不难理解了。

难能可贵的是，国民党集团内部终究还是有一部分深明大义的高级将领，他们强烈要求出兵抗日，并做好了相关一切准备。

“九一八”之后，最先站出来的国民党将领，即为曾率先投身北伐的张发奎部和蔡廷锴部，前者准备让吴奇伟率本部所有兵力支援马占山将军，后者则组织了一万人左右的部队参与抗日。

在蒋氏的干扰和打压下，这两支国民党部队最终都没能成行。特别是蔡廷锴部，甚至都已经装备好了开往东北战争所用的冬衣棉服，可谓万事俱备，只欠蒋氏的一纸出兵命令。

就连驻扎西北的东北军，也在1936年11月傅作义部发起绥远抗战并有所斩获后，向蒋氏强烈要求出动全部兵力支援傅部，结果也被拒绝了。

绥远抗战

试想，如果蒋氏果真让东北军开赴绥远参与抗战，很可能就没稍后发生在西安、临潼的那件大事了，整个历史走向也许都会发生改变。

总而言之，国民党、蒋氏所谓之所以迟迟不对日军用兵纯系没做好军事准备之故，恐怕更多是消极抗战的借口而已，等到日军有将国民党统治连根拔起之时，他们只能硬着头皮被迫抗日了。

多问一句，说国民党没准备好，难道日军就准备好了？国民党一味推迟抗日换来的所谓准备时间，不恰恰同样也让日军积蓄了更多侵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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