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正考】《易经》的源头是巫史，并非河图洛书！（修定稿）
朱伯崑《周易通释》
当代易学大家朱伯崑《周易通释》说：
《易经》这部书以卦的形式出现，而卦又出自筮，所以不了解筮就很难掌握卦的来龙去脉，也不能全面理解《易经》。
筮是求卦的一种手段。筮与卦相并相生，即有卦就有筮。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卦与筮以及筮法内容都不断演变。最初的筮法用竹制的签、棍之类进行，故曰筮。“筮”，标明这种事近于巫。筮棒又以竹为之，故从竹从巫。大致东周以后用蓍草茎代替了竹制的东西，用蓍以行筮，筮以蓍为主要工具。
筮的产生和发展，相当久远。《世本·作篇》说：“巫咸作筮。”《吕氏春秋·勿耕》也说“巫咸作筮”。巫咸的名字见于《尚书·君奭》《周礼·筮人》《庄子·天运》《韩非子·说林下》《楚辞·离骚》《史记·封禅书》《天官书》《汉书·郊祀志》《山海经·西经》等书，《诅楚文》尊他为“丕显大神”。由这些传说，知他是一个半神半人的人物，符合古代巫的身份。《周礼·筮人》说：“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九筮依次是“巫更、巫咸、巫式、巫目、巫易、巫比、巫祠、巫参、巫环”。这里所谓“九筮之名”，或许是九种筮法，即以造筮者九人之名而命名的。筮法掌握在巫人手中是无疑的，很可能也是由巫人所造的。后人因巫咸最著名，关于他的传说最多，所以发明巫咸造筮的传说。所谓“三易”，即《连山》《归藏》《周易》三种讲筮法的书，当今前两者已经失传，只存《易经》（《周易》）一种。可知《易经》的产生和应用与占筮有关，内容又与筮法有关，《易经》和占筮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易经》把蓍作为爻卦之本，蓍是卦的源头。孔颖达就说：“用蓍以求数，得数以定爻，累爻而成卦，因卦以生辞，则蓍为爻卦之本，爻卦为蓍之末。”怎样利用蓍预知来事呢？首先用蓍草进行数的演变，然后求得爻的形象和卦象。爻与卦配有一定的爻辞与卦辞，卦辞是对卦象的解说，爻辞是对爻象的解说。春秋时期的人占筮时，筮得某一卦，便查阅《易经》中该卦的卦、爻辞，按其内容，推测所问之事的吉凶。卦、爻辞是《易经》的基本素材，它们最初只是某卦某爻的筮辞，后被编入《易经》。《周礼·春官》说：“占人掌占龟，以八筮占八颂，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视吉凶。”八故，即八事。按郑玄注，此八事指一征（征伐）、二象（灾变云雾类）、三与（与人以物）、四谋（谋议）、五果（事成与否）、六至（来到与否）、七雨（降雨与否）、八瘳（病愈与否）。依八种卦象推测所占八事之后果。判断占问某事和吉凶的辞句，称为筮辞，是占问某事时的原始记录。
《易经》六十四卦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爻辞，主要来源于筮辞。
筮辞并非某一人的创造，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它们大都是掌管卜筮的占人、筮人、卜人在不同时期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的。如《巽》爻辞中有“用史巫纷若”。说明当时史巫之官不仅管理卜筮，而且整理了卦、爻辞。《后汉书·张衡传》说：“或察龟策之占，巫觋之言。”可知掌管占筮的卜人或筮人皆属于巫，而巫在古代的职责，不仅是巫术，也包括后世史官的工作。筮法与筮辞皆出自巫人之手的可能性很大。《易经》中有“帝乙归妹”“亨（享）于西山”“亨于岐山”“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都是卜巫史官记事的文字。又“大君有命，开口承家，小人勿用”，可能指周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可能指伯夷、叔齐；“箕子之明夷”是指箕子。这些都是卜巫史官的语气，与文王、周公做卦、爻辞的传说不相符合。《易经》中卦、爻辞所反映的认识、观点有不同的地方，甚至语言也不尽相同。说明它们也非出自一人一时。
《易经》中的卦、爻辞虽是用于占筮，但其中一些内容却反映了重要历史事件及古代的社会意识、思维特点、道德伦理观念等，而且总结了一些政治、生活等方面的经验。
金栋按：《易经》（《周易古经》）之为书，64卦卦名、64卦卦画（卦形、卦图）、64卦卦辞与384条爻辞及用九1条、用六1条而已！除了卦画之外，文字共450辞（辞，乃长短不等的一段话，或有几个字），经文共4940个字。据《周易通释》所说，《易经》之为书，以文字而言，卦、爻辞而已，亦即筮辞，乃古代卜巫史官之所为，其源头并非宋时始出的河图洛书！如
当代医易大家张其成《张其成全解周易》说：
“从卦、爻辞的内容看，《易经》是部占筮书，是周人的占筮典籍。……卦爻象和卦爻辞是《周易》的基本素材。这些素材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其中有不少重复之处。周人发明占筮时，最初只有八卦，以八种不同的形象判断所占之事的吉凶。判断占问某事和吉凶的辞句，称为筮辞，是占问某事时的原始记录。《周易》六十四卦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爻辞，皆来源于筮辞。筮辞并非某一人的创造，而是不同时代的人长期积累的结果。
“掌卜筮之人将多次占卜的结果（包括所得兆象和占断辞句）记录下来，然后加以整理、统计，将应验的兆象、辞句挑选出来，进行重新加工、编排。有的卦辞经反复修改、安排，仿若一首诗歌，并能体现出一个中心思想。如渐卦、剥卦、复卦、临卦、明夷卦等。编辑加工的目的，仍是为了占筮系统的需要。不过，大多数卦辞、爻辞仍属于筮辞的堆砌，卦爻辞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之河图与洛书
彝族历法典籍《土鲁窦吉》之洛书与河图
据少数民族彝族历法典籍《土鲁窦吉》（宇宙生化）及现代学者相关考证，自先秦至宋代，中原大地上久已失传的黑白点河图洛书两幅图，是远古圣贤（三皇时期）据天文、制历法的推理依据，余者乃神话传说、附会推演者也！
河图（付托）是彝族一年十二个月阴阳合历的历法推理依据（天有四时），洛书（鲁素）是彝族一年十个月太阳历的历法推理依据（天有五行），并证实了阴阳五行说，源于史前天文历法，用河图洛书表示。阴阳五行是历法概念。黑白点河图洛书两幅图，少数民族彝族兄弟解在了天文历法里，中原传世典籍解在了神话传说里——“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系辞传》）。
《易经》先秦谓之《易》、或《周易》，惟指《周易古经》。《易经》之名，见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时期，此时之《易经》，包括释《经》之《易传》（又名《十翼》），故《易经》有广、狭义之分。
广义《易经》，即指今通行本《周易》，分“经”与“传”两部分；狭义《易经》，则指《周易》之“经”——《周易古经》，乃周代的一部筮书（算卦的书），即本占筮而寓哲理，出自周代卜巫史官之手，即《易经》的源头，是巫史、卜史之官，与圣人无关，并非出自《河图》《洛书》！
说“与圣人无关”，似亦不妥。古代圣王或是众巫之长，如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说：
“帝王通常都是最大的巫祝，他向人民传达天神的意旨，预卜吉凶，颁告天象和历法，拥有神秘的通天法术……君王及官吏皆出自巫，这是中国上古史的显著特点，因而古代的政治领袖一定是作为群巫之长。史载五帝圣王皆睿明通智，这是为巫的首要条件……君王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也为群巫之长，这一点在商代卜辞中反映得已很清楚。”
江晓原《天学外史》说：
“张光直等人的研究早就表明：在上古时代，帝王本人往往就是巫师，而且是群巫之首。张光直说：‘（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创立者们）的所有行为都带有巫术和超自然的色彩……商王即是巫师。’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古代中国‘通天者王’的政治观念，巫能通天，自是顺理成章的意料之事。帝尧之任命天文官员，帝舜之‘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其行事与商王作为群巫之首而祭天求雨等，正是同一性质。后世帝王仍要领头进行祭天等多种沟通天地人神的仪式，从中也不难看出上古时代作为群巫之首的流风遗韵。”
传世经典《周礼·春官》中有三《易》之说，其中《连山》《归藏》只是占筮书，两种筮法，没有经过圣人孔子的赞修整理，所以不得称《经》而失传。如
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说：
“删定六经，始于孔子。孔子以前，《周易》与《连山》《归藏》并称，犹鲁之《春秋》，与晋之《乘》、楚之《梼杌》并称也。《周易》得孔子赞之而‘传’为《经》，《连山》《归藏》不得孔子赞之而遂亡。”
李零《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说：
“孔子宗周，对《周易》情有独钟。卜筮之书，他只选筮，不选卜；筮有三易，他只选《周易》，不选《连山》《归藏》。这个选择，意义非常大。从此，才有《周易》独大的局面。”
且因《易》是占筮之书而免遭秦火，并得以保留全貌。故通常情况下所说的《易经》（广义），指今通行本《周易》，分经、传两部分。《经》本占筮而寓哲理，《传》乃哲学与神学之混合体。
要之，掌管占筮的卜人或筮人皆属于巫，而巫在古代的职责，不仅是巫术，也包括后世史官的工作。筮法与筮辞皆出自巫人之手——巫、史之手，亦即《易经》的源头是巫史之官，并非宋时始出的河图洛书！对此，清儒如黄宗羲《易学象数论》、黄宗炎《图书辨惑》、毛奇龄《河图洛书原舛篇》及胡渭《易图明辨》等，皆予以详尽考证与批驳。如
清·胡渭《易图明辨》说：
“后世专以《图》《书》为作《易》之由，非也。《河图》之象不传，故《周易古经》及注、疏未有列《图》《书》于其前者；有之自朱子《本义》始。《易学启蒙》属蔡季通起稿，则又首本《图》《书》，次原卦画，遂觉《易》之作全由《图》《书》，而舍《图》《书》无以见《易》矣。学者溺于所闻，不务观象玩辞，而唯汲汲于《图》《书》，岂非《易》道之一厄乎？”
当代著名治《易》学者刘大钧《周易概论》说：
“清儒对前人的易学成果还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和校勘，亦取得了很大成就。如对宋人‘图’‘书’及‘先天八卦’的考证，就反映出清儒治《易》的求实学风。他们认为，《周易》未经秦火，不应‘图’‘书’独失，而为道家藏匿两千余年，至宋才由陈抟出来传授，故王夫之撰《周易稗疏》，毛奇龄撰《图书原舛篇》，黄宗羲撰《易学象数论》，黄宗炎撰《图书辨惑》，皆对宋人‘图’‘书’之说进行了考证，力驳‘图’‘书’之谬。至胡渭，又撰《易图明辨》十卷，专门考辨宋人‘图’‘书’原委。特别是胡渭依据郑玄注文，作出一图。依据此图，确凿地考证出宋人所谓‘洛书’之本，解决了易学研究上的一大疑案。”
感兴趣者，可参看相关原著。
附：参考书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