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狼烟四起，天下大乱，如何由乱而治？“稷下学宫”就此问题展开了长达百年的大辩论，“义利观”是其中一项重要命题。
正反双方针锋相对，因为涉及经济伦理，所以参战双方以儒家的孟子、荀子为主，法家学派的告子为辅（告子也可能是道家，或儒家，甚或是墨家），黄老学派的管子学派时有参战。
孟子：国君行仁义可矣，国君不可言利，反之则“国危矣”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思想，他认为，求利必害义，义利“二者不可兼得”，对于国君来说，“仁义而已”，若是人主重利，则“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上》）。”
孟子滔滔雄辩，义正词严，他曾担任“稷下先生”，享受齐国的“上大夫”待遇。虽然齐国以道法思想治国，“稷下学宫”以黄老道学为教学主导，但任何学派都可以在那里“不治而议论”，著书立说，自由辩论，申明主张，阐明观点。
孟子推崇尧舜禹三王之道，主张“仁政”，但时移世易，礼乐制度在诸侯争霸天下的硝烟中早已“礼崩乐坏”，“仁义”成了一块争夺天下的招牌。而孟子认为求利必害义，宁可“舍生而取义”，不可因利而害义。
孟子在稷下学宫期间，齐国也很重视他。但他的政治主张与齐国的治国理念不同，所以，齐宣王只是出于礼贤下士的需要，把孟子“贡”起来，却不采纳他的主张，这使他因政治理想没法实现而最终无奈离开齐国。
当他得知魏国正为摆脱秦楚燕赵的压力而苦恼的时候，他奔赴魏国，梁惠王（魏惠王因迁都大梁，故称）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时，孟子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对当时的诸侯王们言必称“利”的做法很反感，所以不加思索地回他：身为一国之主，动辄言“利”，岂不知侯王若心无大义，远离“仁政”，大夫、庶民则上行下效，如此上下都在追逐私利，国家岂有不危殆的？
孟子在《梁惠王·上》）里描述了他去魏国的情形。然而梁惠王却说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七十列传·孟荀列传》）”，认为孟子迂腐，只会空谈而不切实际的大道理。
孟子认为当时的国君都失道了，大臣都成了民贼，《告子下》：“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道家的“宋尹学派”的宋钘听说秦楚两国将开战，于是将起身前往面见两国国君，陈述利害，希望两国各自罢兵。
孟子阻止说：先生若以利害关系说服国王，那么他们终归因为“有利可图”而“罢三军之师”，如此一来，当臣子的因有利而侍奉国君，儿女因有利侍奉父母，弟弟因有利而侍奉兄长，“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所以他建议宋钘放弃利害关系，而选择“以仁义说秦楚之王。何必曰利？”
孟子又说：国君热衷于以武力取天下，但只有仁义才能取天下、安天下，为何总要以利害关系取悦于国君一人而已……行仁义的是“舜之徒”，求利的是盗跖之徒（《尽心上》）。
荀子：孟子的救世处方，割裂先王之道的“义利”整体，割裂仲尼之思想，实乃罪人
荀子的“义利观”更偏重于社会现实，他认为；“义与利，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人之欲利……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也（《荀子•大略》）。”
追求道义和私利，是人共有的本性，唐尧、虞舜与夏桀、商纣也不以为病，岂能偏执一端？
他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这就像“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是禹舜之所同也（《非相》）”，这样的自然本性，人人皆有，无需后天学习，即便是舜帝、大禹也一样。
既然人先天“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性恶》）”，通过后天的训练学习，必然能控制在合理的程度上，不能放纵。若放纵利欲，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所以要“制礼义以分之（《王制》）”，用礼义制约人们的物质欲望，以“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导（《荣辱》）”，不然会因为“欲而不得”，而导致“求而无度量分界”和“争则乱，乱则穷”的严重后果。
荀子的义利观具有现实可行性，因此获得了多数学者的赞同。黄老道学的管仲学派主张义利并重：“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权修》）”。
就是说：讲礼义教化，兼之以物质利益的激励功能；讲物质利益，兼之以礼义教化的引导作用。二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所以要“必先顺教，万民向风”，“旦暮利之，众乃胜任”。
同样产生于战国的《易传》没有采纳孟子的观点，而是接受了荀子的思想，其作者云：“利者，义之和也”，要得到利益，就要讲求与道义的统一。
关键就在这个“统一”上，荀子说：“万物同宇而异体……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国富》）。”
就是说：天地万物各有形体和用途，人类各有利欲，但获得满足的方法却不一样，这是人的本性。但如果人们放纵私欲而没有止境，那么争斗就在所难免。
而个人的生活需要要靠各种行业来供应，一个人不可能兼通各种技艺，一个人也不可能同时管理各种事物。所以人不能脱离社会，否则就会陷入困境，所以这就需要礼法来规范。
礼法就是来约束和引导人们获得正当利益，防止强大的胁迫弱小的，巧诈的欺负老实的，年少的欺凌年长的，防止各种不当利益的获得。
所以，作为一国之君，应该鼓励民众正当获利：“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否则，“危国家者也”。
君主们总想不给人民利益，反而取利于民；不爱护民众而使用民众。最好的“义利”应该是：使民众得利而不索取，爱护民众而不役使，这样，就能得到天下了。
而让民众得利以后再索取，爱护民众以后再役使，这样的国君能够保住国家。不使民众得利而还索取无度，不爱护民众而还役使没有节制，这样的国君只能使国家危险。
纵观“义利之辩”和荀孟之争，孟子学说在急剧变革的战国时期，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而荀子俯仰于政治与学术之间，出入于儒学与道法之间，将学术融入于现实世界的变化之中，其学说顺应了时代需要，故能讲学于齐、仕宦于楚、议兵于赵、议政于燕、论风俗于秦，都受到欢迎。
司马迁在《孟子荀卿列传》中总结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彊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即便是两千后尊孟而非荀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荀子之学合时宜，因而“被他说用于世千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