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山东根据地革命历史的朋友，对黎玉这个名字一定不会感到陌生。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要讨论山东根据地的历史，黎玉一定是个绕不开的名字。
黎玉1906年出生于山西崞县（今山西原平市，县级市），按照黎玉自己的回忆，他祖父靠着起早贪黑干活，有了七八十亩土地，“也算是个富农了”。
10岁的时候，黎玉进入私塾，14岁考入镇上的高级小学，17岁考入县立中学。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黎玉和同学0们走上街头，从此踏上革命的道路。当时的山西，处在阎锡山的统治下，革命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但黎玉领导才能出众，到1927年秋天，他被选为中共崞县特别支部书记。
后来，由于党员身份暴露，黎玉等人一度被捕入狱，但由于他们在牢里悄悄串了口供，最终并没有定罪。
出狱之后，黎玉的父亲怕他继续从事政治活动，执意要他到西安去学做生意，黎玉坚决不肯，而是要到北平去上大学。黎玉是个独生子，他的父母只好答应了。
到了北平之后，黎玉继续参加革命，之后又去了天津、石家庄、唐山等地工作，历任天津市委书记、石家庄中心县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等职务。在主持唐山工作期间，黎玉等人领导了著名开滦五矿总同盟3万余人大罢工，毛主席当时都对此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36年初，山东的党组织和北方局取得了联系，北方局于是派黎玉到山东担任省委书记，负责恢复和重建山东省委组织。黎玉的命运从此就和山东结下了不解的缘分，当时他只有30岁。
1936年5月1日，黎玉在济南城郊的一块坟地里，主持了重建山东省委的第一次会议，传达了中央、北方局的指示。自此，屡遭敌人破坏的山东党组织再一次在重重磨难中获得新生。
之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负责防守山东的韩复榘不战而逃，导致日军长驱直入。黎玉抓住机会，派出大批党员、干部，到山东各地发动人民，先后组织徂徕山、天福山、黑铁山、泰西等地组织武装起义，陆续开辟胶东、鲁中、鲁西、清河、湖西、鲁南等小范围抗日根据地。
1938年4月，黎玉奉命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期间，毛主席对黎玉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黎玉的建议下，中央决定将山东起义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并从延安派出大量军政干部到山东工作。这支山东纵队由延安派出的张经武担任指挥，黎玉为政委。
1939年，中央在次派出朱瑞、徐向前来到山东，以山东纵队和八路军115师罗荣桓、陈光部为基础，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到1943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新的山东军区，由罗荣桓担任司令员兼政委，黎玉为副政委；罗荣桓为山东分局书记，黎玉为副书记。在此之后，黎玉作为罗荣桓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为开创山东根据地的崭新局面继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罗荣桓同志率领山东主力部队开赴东北，中央决定由黎玉代理山东分局书记一职。在此期间，黎玉一边积极支持主力部队北上的工作，一边以剩余地方武装为基础，迅速重建了山东解放军的主力。
之后，陈毅等同志率领新四军到达山东，成立华东局，饶漱石为华东局书记，陈毅、黎玉担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的党政军工作。黎玉在此后还担任过新四军副政委、山东军区副政委、华东军区副政委等职务。他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为粉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做出了大量的工作。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山东根据地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自身的任务，还向全国各个战场和兄弟部队输送了大批的兵员和物资，还向延安大量输送过资金和物资。罗荣桓率部北上的时候，山东抽调了最精锐的主力部队6万多人。仅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就有59万人参军，支前民工达到了700多人。对此，陈毅同志曾评价说：
“我进棺材之前，忘不了山东父老。有人说山东的党组织不行，我不以为然。淮海战役是打出来的，也是山东父老用车推出来的，用担子挑出来的。没有山东党，老百姓的这个觉悟是天生的吗？”
应该说，山东所作出的这些巨大贡献背后，少不了黎玉的身影。
然而，为什么在山东革命历史上如此重要的黎玉，在建国之后却变得默默无闻，不为人知了呢？黎玉晚年在回忆录中用了4个字来解释——康饶肆虐。
1948年，山东在饶漱石、康生的主持下进行了一次土改复查工作，在这次复查中，他们错误地对黎玉进行了批判，并给他扣上了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富农路线等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帽子。
事情要从1946年说起，1946年，中央顺应历史的发展，制定了著名《五四指示》，该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并明确规定“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对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予相当照顾”，“应着重减租而保全其自耕部分”。《五四指示》在我党历史上的意义十分重大，后来的历史证明，没有亿万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的支援，解放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黎玉回到山东后，华东局即根据《五四指示》的精神，制定了华东局《九一指示》，到1946年底，山东已有1000多人农民分得了土地，这个成绩是很显著的。
然而，1947年饶漱石从东北回到了山东，康生也从延安来到了山东。据黎玉回忆：“饶漱石和康生并非不知道当时的土改形势，康生在延安还参加了《五四指示》的起草工作，但是，他们一到山东，就说《九一指示》是错的，说山东党是‘富农党’，搞的是‘富农路线’。”黎玉对二人的这种说法给予了当面反驳，但二人依旧无动于衷，我行我素。
47年6月起，二人对黎玉的批评不但升级，又说黎玉有“以代表山东自居，将自己所领导的地区视为一个独立国的地方主义”，还说黎玉“自满自足，自以为是，个人领导，独断专行，重视个人，散布个人高出于党的宣传和影响，表现出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
对于这些罪名，黎玉写道：“山东根据地对战争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曾经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再表扬。在山东根据地的领导人中间，也一直是团结合作的。朱瑞、徐向前、罗荣桓、肖华等通知，都在山东工作过很长时间，我们之间从未有过所谓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说法。”
黎玉认为：饶漱石作为华东解放区的主要领导人，显然缺乏最起码的政治胸怀，这和徐向前、罗荣桓等同志是无法相比的。他回忆过饶漱石初到山东时的一件事，当时饶漱石刚下车就说：“我一进山东就感觉山东气味不对，象进了茅房一样臭气冲天。”
对于康生，黎玉认为此人好耍阴谋诡计，喜欢整人。
1986年3月13日，中央撤消华东局1948年对黎玉的结论，并恢复其政治名誉。后来曾有人问黎玉，他们这样不讲理，你为什么不和他们斗到底，反而要违心地检查呢？黎玉在回忆录中写道：
道理很简单。首先是战争大局的要求。当时，正值粉碎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关系到全国战局胜败的关键时刻，必须全力以赴共同对敌，不允许我们内部有任何摩擦。第二，当时我兼管财政、粮秣、支前等多项工作，只能从一些服从战争中，服从领导班子稳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第三，我长期在山东工作，山东的同志对我更加熟悉和信任，我的言行会直接影响下级的情绪；第四，饶漱石、康生根本不讲道理，我如果和他们公开斗争，势必会引起从上到下的内部斗争，甚至导致山东和华中两个地区干部的对立。“我为了避免内部分裂，确保战争的胜利，也只有牺牲个人以维护党的最大利益。”
1949年5月，我军解放上海后，黎玉随华东局调任上海，担任上海市委秘书长、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市委劳动工资处处长、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农业机械部副部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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