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不做军火商。”毛主席一脸微笑得对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说道。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西哈努克亲王为民族独立而奋斗时，新中国在自身面临经济困难和抗美援朝战争时，仍然无偿支援了柬埔寨不少先进武器。

可以说，在美国的“政治外交制裁”下，新中国能够取得众多国家的外交支持，“无偿军援”这项国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然而，1979年，邓小平同志却提到：中国不得不做军火商了！

建国初，秉承着低调发展，不搞霸权的国策，毛主席制定了“不做军火商”的国策，可是，新中国要扩展世界影响力，打破美国的各种封锁，发展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当时，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迎来了民族独立自由运动，在这种历史环境下，中国开始了“无偿军援”的国策，譬如说新中国对越南、柬埔寨等进行一系列无偿支援。

众所周知，从越南脱离法国殖民开始，一直到南北越统一，新中国对越南的支援，折算下来超过200亿美元，这其中，无偿军援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比例。

在西哈努克亲王率领柬埔寨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新中国也提供了众多无偿军援。

在西哈努克一次亲自来北京访问时，西哈努克亲王一方面表示了对中国的感谢，一方面，他表示等柬埔寨经济好转后，一定会偿还这笔军援。对此，毛主席当即表示：中国不做军火商。

西哈努克听后非常感动，他当即表示，此次访问，自己和随行人员的一切开支，由柬埔寨自己负责，可毛主席还是表示，柬埔寨是客人，理应由中方负责。

事实上，当时的苏联，也对很多国家搞援助，比如说，苏联对中国和朝鲜，以及不少社会主义国家，都搞了军援。

不过，苏联的军援，无偿的只有极少一部分，在抗美援朝时期，很多人知道，苏联支援了志愿军众多武器，1951年之后，朝鲜战场上，志愿军装备已经提高了很多，如后来入朝的陈赓兵团和杨得志兵团，都是标准的苏械师，在1953年的金城战役中，志愿军的炮火猛烈程度，已经不低于美军多少。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苏联对新中国的军援，绝大多数都是需要中国购买的。

除此之外，苏联还支援了不少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在政治上，却是有要求的，譬如说后来他们要求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外交上，要和苏联同步，要他们加入华约组织。

还有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苏联支援越南也不是无偿的，两国不但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苏联还在越南的一些港口驻扎了海军。

然而，中国对他国的军援，却是实实在在的无偿，没有附加任何政治外交条件，这让很多国家非常感动，也让中国的外交环境变得越来越好，1971年新中国能够在美国的阻止下重回联合国，无偿军援的作用非常大。

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无偿军援，可不仅仅是一些步枪、机枪等轻武器，我们还支援他们导弹，飞机，甚至新中国还帮助他们组建飞机技术团队，帮助他们建立飞机修理厂。

1978年，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到，结合目前中国之特殊形势，中国无偿军援的政策，将彻底改变，今后，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军援，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是无偿军援，第二是以物易物军援，第三是有偿军援。

新中国之所以在军援上，会出现这种改变，这是由当时中国特殊国情决定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中苏交恶，中国的军事科技技术发展出现了很大困难，苏联专家的全部撤离，让中国军事技术必须寻找另外的出路。

在当时，中国要想发展军事科技，一是从西方寻找技术支持，二是走自主研发之路。

从西方寻找技术支持，这明显不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美国一直对中国非常敌视，两国也一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有美国在，西方不可能真诚得帮助中国，退一步说，就算西方愿意帮助中国，中国付出的金钱和政治代价也是非常之大。

因此，中国选择了“自力更生”，自主研发固然可以让中国摆脱很多制约，可是需要的资金是无比庞大的。

到了1978年，邓小平已经敏锐意识到，如果再进行无偿军援，中国经济根本负担不起。另外，通过出国考察，党中央也意识到，中国要想研究出更加先进的武器，必须学习外国的技术，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金钱。

1979年，就在邓小平幽默得说着“中国不得不做军火商”的时候，埃及找到了中国。

当时的埃及正处于战争状态，他们迫切需要中国支援他们一批飞机和相关零配件，当他们听到中国这一次不是无偿军援，而是有偿的军火交易时，埃及方面当然不同意，当然，中国指出，在这次交易中，只收成本价。

在国内急需这批武器的情况下，来访的埃及副总理只得邀请中国前去埃及谈判。

1979年3月，一支七人中国谈判代表团，飞往埃及进行军火谈判。

令人深思的是，由于外汇储备不足，这支七人代表团只拿到了5美元的出国谈判经费。在这种困难情况下，代表团负责人说了一句话：先去埃及再说，困难会解决的。

很快，双方就开始了第一次谈判，埃及空军方面代表还是坚持要求中国无偿援助埃及，并一直说埃及空军在战争中如何损失巨大。

客观地说，这次谈判难度很大，一旦谈判破裂，不但关乎着两国的经贸合作，还对两国外交关系，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可是，如果答应无偿援助，不但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还会让中国以后的“无偿援助转换为有偿军援”之路，变得更加艰难，那么这次谈判就变得毫无意义。

代表团团长中航技副总经理刘国民有理有据得说道：“中国经济现在也不是非常富裕，更何况，埃及背靠苏伊士运河，我相信你们是完全有能力支付这次军火订单的。”

刘国民继续以中国的GDP收入为依据，阐述了中国当前需要有偿援助的理由，数据的对比，让埃及空军代表一时间也是哑口无言。

不久，双方再次进行了谈判，埃及代表说道：“我们理解中方的难处，埃及同样是非常有诚意的，我们希望能够和中国进行长期合作，埃方希望中方，可以表示出自己的诚意，我们希望，这次交易，中方还是继续执行无偿援助，下一次埃方会给中方合理的价格。”

刘国民微微沉思了一会道：“这一次无偿援助可以，不过我们需要埃及在一定时间内，给予中国无偿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权利。”

在七人代表团的努力下，他们仅仅用了50天，就促成了这笔金额高达1.67亿美元的军火订单。

在随后几年里，中国陆续和索马里等国家签订了飞机出口协议。1980年，中埃两国再次签订了一笔价值2亿美元的军火订单。中国武器的出口，不但为中国赚取了大量外汇，还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得不说，邓小平这一步棋，走得非常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