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民族问题总与疆域问题相互牵连，纠缠不清，章太炎晚年民族思想也深受他的版图观影响。

在中国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边疆危机异常深重。凡希望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仁人志士，莫不高度重视边疆问题。

梁启超受斯宾塞：“历史进化论”和严复译著《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影响，把世界历史看作不同国家和民族为了生存而竞争的历史，认为只要“以国家生存发展之目的而战”都是“义战”“。

既然世界历史是世界各民族生存竞争的历史，自然界又存在不同物种争夺栖息地的斗争，殖民扩张自然就被梁启超视作一种世界各国争夺生存空间的竞赛。

受日本道德相对主义思想影响，粱启超不但不认为扩张殖民地是可耻的侵略行径，反而认为这有利于拓展民族的生存空间，所谓“能扩张其帝国主义以对外”。

梁启超甚至认为从1870年代到1923年为止中国人在“海外殖民事业”方面“很有发展”，是“我们民族扩大的一种表征”。

章太炎并不认同梁启超等人的这种主张。在章太炎看来，一个国家的疆域并不是越大越好，有时通过实行封建制度将一个大国划小反而更有利于推进相关改革并增加人民福祉。

所谓“与不利已，官制不及改，则莫若分镇”。章太炎还认为“封建之说未必非，而郡县之说未必韪也”。

因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有可能因权力高度集中而形成专制，且权力集中于上不利于上情下达和政令通达；

而封建制相对于中央集权制最大的优势在于封建国家的版图较小、国民人口较少，管理更方便、行政效率更高。

章太炎在比较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败得失时也说“古者伯王之主，必起小国”，“不小乃不足以自强也”。

最能体现章太炎版图观的是1907年他在《中华民国解》中为未来的中华民国规划的版图。

章太炎在1907年所设想的中华民国版图，事实上是大致恢复汉人为统治者的王朝的版图。

若以汉代版图为准则朝鲜半岛和越南当在中华民国版图内，若以明代版图为准则缅甸当在中华民国版图内。

所以章太炎视汉化程度较低、又未受明朝统治的蒙古、新疆、西藏为“五服”中的“荒服”，主张任其来去自由；

反过来却力主把曾经被汉人统治过的朝鲜、越南、缅甸（尤其是朝鲜和越南）纳入未来的中华民国的版图。

章太炎当时并不赞同建立一个囊括许多族群的大国，他在给清朝肃亲王善耆的信中就表示：

“并包数族而为一大帝国者，非独王家不能镇抚，虽以亚历山德、成吉斯汗处之，犹不可以终日，瓦解之势，速于逝驹，粲然明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外蒙古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哲布尊丹巴在沙俄支持下宣布独立。

外蒙古王公贵族宣布独立后，梁启超因担忧南方革命党人搞“排满”的民族主义革命会导致效忠于清帝个人的蒙古脱离中国版图。

主张实行虚君共和制，或保留清帝皇位，或迫使清帝退位而尊衍圣公为虚位皇帝。章太炎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即使蒙古叛离中国，汉人凭借“中国本部”的辽阔疆土也足以自立。

直到1933年，章太炎仍然强调“凡汉族孳生之地，皆不可弃而遗一也”，即中国版图应与汉人生息繁衍的区域相重合。

简言之，章太炎的版图观中有一个面相，认为一个国家的版图并不是越大越好，至少其核心版图应该和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生活的主要地域基本重叠；

至于主体民族主要聚居区之外的边疆地区，其得失无关紧要。

直到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也曾对受梁启超委托回国游说革命党人接受“虚君共和”的盛先觉坦承自己有过把满洲地方“与清帝使之自主”的想法。

所以章太炎曾经一度认为中国疆域的核心应该是主体民族汉民族生活的主要区域，大致就是清代的内地十八行省或明代的两京十三布政使司辖区；

对于内地（明直省）之外的东北三省、内蒙古、外蒙古、新疆、青藏高原等边疆地区，章太炎主张任其来去自由。

比如汉人在完成“排满光复”大业后，可以允许清朝皇帝回到东三省独立建国，然后领土包括内地十八行省的中华民国可以与退回东北的清国建立平等的邦联。

按照章太炎1907年前后的设想，中国的内亚边疆地区是否留在中国版图内无关紧要，当地人愿意与内地一同作为中国政区的一部分自然最好。

愿意独立后与中华民国建立邦联也行，非独立不可也无须挽留。

这表现出章太炎对当地人自我意愿的尊重，体现了他民族思想中民族平等的面相。章太炎这样的版图观在他的思想中不是主流。

他版图观的这一面相，适应了他“排满光复”的族群主义理念，却违背了近代中国的实际国情。

然而从章太炎一生思想的主流来看，章太炎更多时候还是认同中国人应努力保存祖国尽可能大的版图。

在章太炎“与尊清者游”时，他之所以不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排满”却存有“客帝”的幻想，就是担心“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即汉人起来排满发动反清革命，帝国主义趁中国内战的机会入侵并瓜分中国。

从1900年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章太炎一边反清，一边也在思考如何使推翻清朝后建立的新中国尽可能完整地继承清帝国的版图。

这一时期，章太炎最基本的版图观是要“恢复我完全无缺之金瓯”，并就丧失东南亚藩属国和割让领土对清政府进行了辛辣地嘲讽和鞭挞：

“越南陷于法，缅甸并于英，东三省制于俄，台湾割于日本，其余青岛、旅顺之属，仍岁分裂，则中国益削，而孤债之君亦自危于上矣。”

章太炎辛亥以前批判清朝罪恶，其中矛头所指之一就是清朝大肆割让原属中国的领土给欧洲各国、俄国、日本。

章太炎本人对清政府割地卖国行径深恶痛绝，他甚至主张在立法时要做到“有割地卖国诸罪，无公布私行，皆殊死”。

章太炎这一时期除了抨击清政府割让领土给外国之外，还主张加强对边疆地区的实际控制和管理。

借用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一句话表达了对清王朝只重视扩张版图却不重视边疆治理的极度不满：“专制之国，虚其边疆以为欧脱”。

当时章太炎与孙中山讨论过未来的新中国定都在什么地方最为合适，盛赞孙中山定都中亚的伊犁以辐射西伯利亚和中东并“谋大洲”的主张。

认为孙中山经略亚洲的思想极富战略远见。

到了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希望使新建的中华民国完整继承清王朝版图的意愿就更为强烈了。

因为这时章太炎明确视辽阔的版图为中国求复兴、求强盛的根基。在谈到建都北京的好处时，章太炎指出“以全邦计，燕京则适居中点，东控辽、沈，北制蒙、回，其力足以相及”。

章太炎这时显然是着眼于北京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加强对东北部、北部和西北部边疆的控制，反映出他渴望尽可能使中华民国保有更多清代故土而不至于在领土方面遭受损失。

辛亥时期，对章太炎刺激较大的一件事是外蒙古在沙俄的唆使下宣布独立。

武昌起义爆发后。外蒙古以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首的喀尔喀教俗贵族投靠了沙俄，公然宣布独立。

1911年12月29日，呼图克图在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自立为“大蒙古帝国皇帝”。

到章太炎晚年，他基本上沿袭了自己辛亥时期的版图观。1922年，章太炎抨击袁世凯“天坛宪草”时，就针对“天坛宪草”提到中华民国疆域时。

没有《临时约法》中关于二十二省及西藏、蒙古的规定，反而只有一句“中华民国之国土，系其固有之疆域”，谴责这是“为卖国者开方便法门”。

同年，在阐述自己“联省自治”主张的《各省自治共保全国领土说》中，章太炎明确说明他主张联省自治的目的是希望各省自治并组成联邦制国家。

“内以自卫土著之人民，外以共保全国之领土”，并进一步指出“卫人民则无害于统一，保领土则且足以维持统一矣”。

不难看出，章太炎的版图观念既有强调民族主义的面相，又有认为版图辽阔有利于国家发展的面相。这矛盾的两者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都有抬头的可能性。

在辛亥时期，后者明显抬头并在章太炎版图观中暂时成为主流。这种情况下，章太炎就会更加重视“五族共和”思想保障中国辽阔版图使其不至分裂的历史合理性。

到了章太炎晚年，由于受苏联、日本侵略蚕食的刺激，后者更加占据了章太炎版图观的主体地位。

这是章太炎晚年在涉及到清代中外关系尤其是帝国主义侵华问题上认同清朝是中国的重要原因。

也是章太炎晚年承认西南和东北边疆少数民族是中国人的重要原因，更是章太炎晚年强调国家统一、反对杜文秀领导的回民叛乱等危害中国统一等恶性事件的重要原因。

然而，章太炎同时还有另一重版图观，那就是认为中国的疆域大致是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主要聚居区。

按照这样的版图观推论，又很容易得出清朝和后来的民国版图内的少数族裔不是中国人的结论，故而在章太炎晚年的民族思想中对于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是否是中国人也时而表示怀疑。

章太炎矛盾的版图观对他晚年矛盾的民族观影响甚巨，这种矛盾的版图观极大加深了章太炎晚年民族观的矛盾。

关注我，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