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那架飞机的坠落，在国内政坛、军界都引起了大“地震”，原先出自四野的将领成为被重点关注的对象，各大军区都有不小的人员变动。

当时有三位大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韩先楚、许世友的情况比较特殊，他们没有隔离审查，但依然当众做了检讨。

这就比较奇怪了，当年对涉案人员的处理都是比较重的，同为大军区司令员的梁兴初没阻止一些内容传播，就被撤职审查了。

杨、韩、许三人要是没牵扯其中，不会需要检讨，但既已确定相关，为何又只需要检讨呢？

说起来三人跟林的关系都不错，杨得志是“双一”出身，曾长期在林麾下战斗，建国后双方也有过联系；

韩先楚虽然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与林接触不多，但他打出“旋风司令”威名时，正是在林的指挥下。

1959年的庐山他去拜访彭老总、黄克诚，差点被人借题发挥，是林说了一句“对韩先楚的错误要坚决地批，同时又要坚决地保护、坚决地使用”，让他过了关，这肯定是有感情的；

许世友战争年代跟林的接触不多，长征后许世友在红军大学策划“拖枪逃跑”事件，林还主张要枪毙。

但九大之后林的地位非常高，许世友也曾登门拜访，1969年4月30日林跟许世友会面时还特意说过“讲团结问题”。

那么，他们是因为私交而做的检讨吗？并非如此，主要在于三封从北戴河搜出的信。

九届二中全会时，南京军区张政委最初被另一个集团攻击，很多人觉得他不应该留在军队，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持这个看法，就让秘书李文卿帮自己代笔写信，准备呈给中央。

当李文卿写好拿过来给许世友签字时，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正巧在一起聊天。韩先楚好奇写了什么，许世友签过字直接递给他看。

结果韩先楚看完说这跟自己所想一致，让许先别急着往上交，自己也去写，到时一起交。

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住在韩先楚隔壁，有天串门时获悉了此事，立马表示也参与进来。

于是，三封内容相近的信就呈递上去。按照规定，大军区司令员有重要工作必须向军委及中央做书面汇报，内容会先交由林总批阅，等他批示后再送往毛主席处。

但“林办”的叶主任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没有往上递，而是将信给扣了下来锁在北戴河的住处，事情坏就坏在这里。

九一三后，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负责调查涉案人员，林生前的居住、办公地点被搜了个遍，三位大军区司令员的信也被找了出来。

李德生看后深感为难，只好去询问周总理该如何处理。周总理把三封信认真看完，半晌没有出声，然后慎重地做出决定：

这里面都没有实质性问题，所以到此为止，概不追究，信件交给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由他存档。

总理的这个做法非常明智，当时局势敏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即便三位司令员并未说什么献媚之语，但如果被人知道了，一顿借题发挥，完全可以颠倒黑白。

不要小看谣言的力量，三人成虎，到时传播范围一广，中央只能进行审查。

因为涉及到的事务和人员过多，一审查往往就需要几年时间，如此，涉案的个人和军队都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当时新疆军区、成都军区、武汉军区等大军区都有人员变动，福州军区政委也已被隔离审查，不说人心惶惶，至少已经很多人不安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能稳则稳，不宜因为一些捕风捉影之事再生动荡。特殊年代，周总理用巧妙的方式保护过很多人，这次亦是如此。

而这三封信，后来毛主席也看过，同样的，毛主席也认为不用严肃处理。杨得志、韩先楚、许世友都是深受主席信任的爱将，主席相信他们绝不会背着自己乱来。

杨、韩、许的信主要是针对南京军区张政委，并没有什么勾结的内容，所以主席让他们都做了检讨，此事就算过去了。

1973年5月，毛主席接见韩先楚时，说了一段话：

路线出感情，我知道，你们对我还是有感情的。过去的事算了，以《国际歌》为界。这是希望打消韩先楚心中的疑虑，也希望韩先楚能代为传达、打消杨得志和许世友心中的疑虑。

无论是毛主席还是周总理，都选择用影响最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过三人的信也让主席察觉到一点——林在军中的地位太高了。

战争年代，林是中央主力的军事指挥官，建国以后，他担任过主管军委的国防部长，可以说但凡是军队的高级将领，或多或少都跟他打过交道，其中的关系错综复杂，如何解决就是大难题。

既不能一棍子都打死，也不能任由发展变成隐患，思虑再三，主席便在1973年底来了个“突然袭击”，在八大军区司令员未得到任何消息的情况下，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完成对调。

在该政策下，杨得志由济南军区司令员调为武汉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由福州军区司令员调为兰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由南京军区司令员调为广州军区司令员。

没对任何人进行惩罚，同时又把人员关系动一动，这样既不会让人产生不满，又可以防微杜渐，非常高明。

杨得志、韩先楚、许世友三人也很诚恳，知道自己毕竟还是“有过之人”，所以1974年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他们都做了检讨。

韩先楚还说：我在九一三事件中到了错误，诚恳道歉。这个态度，得到上下的一致认可。

人非圣贤，有错能改就是好同志，三位高级将领仍然得到中央的重用。杨得志、许世友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都负责了一条战线，指挥大军保卫我国西南领土安全。

韩先楚1980年自感年事已高主动辞职，但中央仍在1983年委以重任让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总的来说，这三位名将都比较幸运，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保护下，避开了一场可能会被冲击的风波。做做检讨，也没有影响到后来的任职，这方面胜过了很多四野出身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