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11日,夜,因地方游击队长方成平的叛变投敌,苏皖边区四分区税务总处副处长邢益新在返回区驻地的路上,不幸被捕。
当时,邢益新与十几名革命群众被关在掘港西街的管家祠内,敌人将他们一个个拉出去刑审逼供,拷打到了天明,却始终没有问出任何有价值的消息。
当时,邢益新在同志们的掩护之下,暂时没有暴露身份,而审讯室内的伪军头目们,也万万没有想到,上峰悬赏五万元通缉的邢益新竟然就在自己的眼前。
不过,邢益新知道,敌人们虽然短时间没有发现自己的身份,但这事儿绝对不能拖,严酷的刑讯之下,保不齐就有人扛不住重刑,将自己卖了出去。
必须赶紧设法逃出去!
可此时,自己能依靠谁呢?邢益新思忖了一番之后,最终决定,向当地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商贾求援。
这名商贾名叫周绍昌,从事工商业,在掘港当地小有名气,此人为人仗义,喜欢广交朋友。
后来周绍昌兴办了东宾印刷馆,从事印刷业,其后因受进步书刊的影响,进而接受了一些革命道理和爱国主义影响,私底下为当地革命活动,做了不少工作。
1940年,新四军东进,因为没有公办印刷社,周绍昌的印刷馆为新四军秘密印发了很多宣传资料、以及不少的税收凭证,为革命活动提供了大量的印刷品,其本人在与革命干部接触的过程当中,渐渐加入了革命队伍,成为了我方的一位秘密地下工作者。
次日,被关在管家祠内的邢益新托人带口信给周绍昌,以其侄子周正坤的身份,让他送一套夹衣服过来。
周绍昌闻讯之后,赶忙去管家祠送衣服,谁知到了那里一看,里面关得哪是自己的侄儿周正坤,而是四分区税务总处副处长——邢益新。
邢益新落入敌手,这可让周绍昌心急如焚,但表面上他还不敢表现出来,周绍昌当场找到了据点内负责看管“犯人”的刘副官,借着自己跟对方的平日关系,央托对方帮着送衣服进去的同时,让自己跟“侄儿”说几句话。
刘副官平日里也收过周绍昌的不少好处,两人关系十分熟络,因此,对于周绍昌的请求,刘副官自然是无不应允。
当天,借着“叔侄”诉苦之际,邢益新悄悄嘱咐周绍昌,请他立即设法与乡下的新四军人员取得联系,让对方设法前来营救自己,越快越好。
离开管家祠后,周绍昌一刻也不敢停留,一口气跑到了苴镇刘协泰商店内,将在里面干活的工人刘越千叫了出来。
刘越千是新四军在地方的联络人员,平时与周绍昌交通情报,联系往来,不过以前都是刘越千去找周绍昌,此番周绍昌急慌慌地主动来找自己,这倒让刘越千感到了一丝诧异。
“怎么啦?这么慌张。”刘越千与周绍昌来到僻静角落,随后问道。
“邢益新,邢副处长被捕了!”周绍昌直截了当地告知对方。
刘越千一听,也是吓了一大跳,他再三确认之后,当即神色严肃地匆匆离开了。当晚,新四军这边便得到了邢益新被捕、关押在管家祠的消息,为了尽快将之救出,组织上随即决定,唤醒一名秘密潜伏在伪三十二师内部的我方人员,负责将邢益新营救出来。
此人是据点内的一名伪军士兵,正巧负责看守关押邢益新等人的管家祠。
几天后,邢益新在吃饭的时候,门口有人向他扔了一团小纸团,这纸团滚在邢益新脚下,随后被邢益新不着声色地踩在了脚下。
趁着人们不注意之时,邢益新悄悄打开了纸团,只见纸团之内写着一行字:
“今夜准备走!”
当天夜里,邢益新一直睁大着眼睛,半点儿不敢闭上,黑暗之中,身边之人逐渐鼾声渐起,祠堂的门口处,却没有丝毫动静。
“难道计划有变?”正当邢益新胡思乱想之际,突然门口处传来了一声轻微、清脆的声响,像是有铁片掉落地下。
邢益新闻声,当即打起精神,他悄悄挪靠到了门口处,借着微弱的光线,他看清楚了跌落进来的那个东西——一把小锉刀。
当夜,邢益新利用这把小锉刀,将身上的镣铐挫断,随后在门外看守的帮助之下,逃离了此处,顺利脱险。
第二天,正在印刷馆照看生意的周绍昌,看到了气冲冲而来的刘副官,周绍昌见状赶紧将对方延入屋内。
“周老板,你说说你,可把我害了。”那刘副官进屋就抱怨着。
“长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呀?发生了什么?”周绍昌有些吃惊。
“什么事儿,你曾经叫我帮你送衣服的那个人,你那个“侄儿”,周世坤,他昨天晚上,逃跑了!”刘副官吐了口唾沫,愤愤说道,“现在上司正在严密追查了,你当初让我替你给他送进去衣服,这事儿不少兄弟们都知道,你一定也知道,这事儿要是有人传出去的利害吧。”
周绍昌一听对方这么一说的,当即明白对方的意图,赶紧招呼感谢,随后两人当面谈妥,周绍昌付给刘副官四百块大洋,这事儿就到这里,就此了结。
四年后,邢益新和季方冒着风险再次从解放区潜入敌占区,还专门来到掘港,来到印刷馆内特意拜访周绍昌,再三感谢对方的相救之恩。
1985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邢益新,再次回到如东,县政府有关负责同志负责接待,期间,邢益新还向众人打听周绍昌的情况,随后又亲自去周家看望对方,表示关心。
参考资料:《如东文史资料》,周云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