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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妍妍

编辑|妍妍

曾国藩，那个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男人，不仅在战场上风光无限，生活中他也有自己的烦恼。

他为了解决“戒烟、戒色”这两个难题，想出了两个看似“笨”的办法，听起来简单，却别有用心。

这些方法不光是他个人的体验，甚至还可以为我们当代人提供一些启示。在现代社会，面对各种诱惑，如何才能做到自我控制？

一个文官的逆袭之路

清朝面临的局势极其严峻。1850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揭竿起义，建立太平天国。

一支农民起义军迅速崛起，动摇了清朝统治的根基。面对这样的局面，身为文官的曾国藩临危受命，组建了一支由地主武装组成的军队——湘军。

这支军队的统帅曾国藩，原本只是一个专研儒家经典的文人。他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一步步走上仕途。

在组建湘军之前，他从未接触过军事。这样一个文官，为何能够带领军队与太平军周旋十二年？

曾国藩的军事转型堪称传奇。作为一个科举出身的文人，他对兵法一窍不通，却凭借着过人的学习能力和组织才干，在短时间内掌握了行军布阵之道。

他创造性地将儒家思想融入军事管理，以"诚"字领军，强调"明善惩恶"的治军之道。这种独特的管理方式，使得湘军在众多军阀势力中脱颖而出，成为清廷倚重的力量。

湘军的组建过程充分体现了曾国藩的政治智慧。他深知单靠一己之力难以成事，于是广纳人才，重用谭继洵、骆秉章等能人干将。

他还巧妙地利用乡谊，笼络湖南当地势力，使得湘军既有忠诚度，又保持了战斗力。这种"以乡情系军心"的做法，开创了近代地方军事力量的先河。

在军事指挥上，曾国藩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学习能力。他虚心向胡林翼等人请教战术，研究《孙子兵法》，总结实战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他善于在失败中吸取教训。咸丰四年靖港之战的惨败，不仅没有打垮他，反而促使他更加谨慎地行事，逐渐摸索出一套"以守为攻、稳扎稳打"的战术风格。

咸丰帝的猜忌

咸丰皇帝对曾国藩始终心存疑虑。1854年，靖港水师战败，皇帝直接质疑曾国藩的能力。

面对皇帝的不信任，曾国藩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他三次推辞节制四省军务的任命，还主动请求在金陵未克之前不要赏赐他的家族。

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与他在战场上"打脱牙和血吞"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这背后反映出他深谙权力斗争的本质，深知在满清统治下，一个汉人将领必须步步为营。

曾国藩面对的不仅是皇帝的猜忌，更要应付朝廷各派势力的明枪暗箭。咸丰帝虽然重用他，但也时刻防备他坐大。

朝中大臣如文祥、沈桂芬等人，经常在皇帝面前说他的闲话。为了自保，曾国藩不得不精心经营自己在朝廷中的关系网络，他通过结交肃顺、恭亲王奕等满族权贵，在朝廷中寻求平衡。

他处理与同僚关系的手法也十分高明。对于李鸿章这样的得力助手，他既予以重用，又适时打压，防止其尾大不掉。

对于胡林翼等地方大员，他则采取互通声气的策略，在军饷调配、地盘划分等问题上相互照应。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微妙关系，展现出他高超的权术运用。

在与满族统治者打交道时，曾国藩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他深知自己作为汉人统帅大军的敏感处境，因此处处表现出对满清的绝对忠诚。

他在奏折中常常自污自贬，以示谦恭；在用人上也刻意平衡满汉比例，以消除猜疑。这种谨小慎微的做法，使他在权力的夹缝中得以生存。

曾国藩的另一面

表面上，曾国藩强调轻视名利，追求廉洁品格。实际上，他深知在动荡年代，金钱的重要性。

1862年，上海商人用重金支持他的军队，这让他看到了商人势力的强大。从那时起，他开始与上海的买办、绅商以及西方势力建立联系。

他还创立了厘金制度筹措军饷，这种制度加重了商人的负担。这些做法与他宣扬的儒家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

曾国藩对待金钱的态度颇具争议。他一方面在家书中告诫子侄要清廉自守，另一方面却在军饷筹措上采取各种手段。

他与上海的赵元益、胡光庆等商人建立了密切的资金往来关系，这些商人不仅为湘军提供军饷，还帮助他打通与外国势力的关系。

在经济政策上，曾国藩表现出务实的一面。他支持洋务运动，推动近代工业的发展，但这背后往往有着复杂的利益交换。

例如，他支持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实际上是为了控制长江水运要道，既可以获取经济利益，又能掌握军事渠道。

在筹措军费方面，曾国藩展现出惊人的财政才能。除了厘金制度外，他还通过发行钱票、借贷外债等多种途径筹措军费。

这些举措虽然在短期内解决了军费问题，但也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影响了清朝后期的经济发展。

虚伪与残忍并存

曾国藩的思想深受儒家影响，特别是程朱理学。他提出"勉强"和"矫强"的理论，要求部下严格遵守儒家礼制。这套理论被他用来控制和驾驭下属，成为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

他的思想体系充满矛盾。表面上标榜仁义道德，实际上却在为官之道上显露出虚伪和残忍。他善于利用儒家思想进行教化，如果教化无效，就会采用金钱收买的手段。

在思想建设方面，曾国藩展现出极强的理论构建能力。他将程朱理学与实践经验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修身理论。

他强调"主敬"之道，要求部下每日晨读、日记自省。这种做法表面上是为了提高部下的道德修养，实则是一种精神控制手段。

他对待太平军的态度尤其残酷。在安庆、南京等地的战役中，他采取了"围城饿死"的策略，导致大量平民死亡。

这种做法与他在文章中宣扬的仁政理念形成强烈反差。更令人深思的是，他还试图用儒家思想为这些残酷行为辩护，认为这是"存天理、去人欲"的必然选择。

在教育理念上，曾国藩也充满矛盾。他一方面提倡"实学"，重视经世致用；另一方面又固守科举旧制，反对新式教育。

这种矛盾的教育观，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对近代教育改革的认识，也影响了晚清的教育发展方向。

被夸大的功绩

蒋介石曾经推崇曾国藩的"制礼作乐"，民国时期的章伯钧也提倡阅读《曾国藩家书》。一些当代人还推崇他的治学方法。问题是，这些推崇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事实上，曾国藩能够战胜太平天国，很大程度上依赖清朝的支持。他的军事才能并不出众，直到1860年他对战局都没有多大信心。他的成功更多地依赖于政治手腕和对权力的精准把握。

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来看，曾国藩的功过得失需要更加客观的分析。他平定太平天国的功劳固然不可否认，但这一过程中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和社会创伤同样不容忽视。

他支持洋务运动，推动了一定的近代化进程，但他的保守思想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改革。

特别是，后人对曾国藩的推崇往往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民国时期推崇他，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怀念；现代人推崇他，则更多地关注他的做人处世之道。这种评价的变迁本身就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的价值取向。

在军事成就方面，曾国藩确实表现出了非凡的组织才能，但他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太平天国后期的内部分裂和西方势力的支持。

他的战术风格以稳守为主，缺乏创新，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军事才能的局限性。这些细节在后人的评价中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曾国藩这个人物，既是一个精于权术的官员，也是一个善于利用儒家思想的统治者。

他的成功不能简单归功于个人才能，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评价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过分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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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