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后期曹爽与司马懿两大敌对势力之间的斗争，以正始十年（249年）的高平陵之变而宣告其结局，曹魏政权从此落入司马氏之手。在此后的17年里，司马懿及其子孙建立并巩固了司马氏家族的独断统治，最终迁移魏鼎。

司马懿发动政变，因曹爽放弃抵抗而获得成功。接下来，如何处置曹爽兄弟及何晏等曹氏党羽，便成为引人注目的时局焦点。司马懿在政变之初上齐王芳的奏疏里提出：罢除曹爽及其弟羲、训吏兵，以侯就第。这个方案在曹爽放弃抵抗后得到实施。但事情并未就此终结，《三国志・曹爽传》记载，黄门张当是曹爽安置在宫中的亲信，与曹爽关系颇深，司马懿以张当为突破口，炮制出所谓曹爽与何晏等“阴谋反逆”的大罪，于是诛杀曹爽兄弟、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夷灭三族。

历来政治斗争的法则为“成王败寇”，司马懿惩治曹爽一党，本不足为怪。问题在于，当初司马懿向曹爽发难，尽管数列了曹爽的种种“劣迹”，但并无证据指控曹爽“阴谋反逆”。可见司马懿对曹爽兄弟及其党羽所作的最终处置，较之政变时在定罪和惩治两方面均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这对以后政局的走向将产生极大影响。

司马懿肆行屠戮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他以正始十年（249年）正月发动政变，诛杀曹爽；“二月，天子以帝为丞相，增封颍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并前八县，邑二万户，奏事不名”；“冬十二月，加九锡之礼，朝会不拜”；“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庙于洛阳，置左右长史，增掾属、舍人满十人，岁举掾属任御史、秀才各一人，增官骑百人，鼓吹十四人，封子肜平乐亭侯，伦安乐亭侯”。在首尾仅一年的时间里，司马懿的权威大为增长。增封邑，封子弟，增置僚属并可荐举升迁，乃是张其权势；奏事不名，朝会不拜，增官骑、鼓吹等，为崇其位望。

撇开这些不论，以司马懿为丞相，加九锡之礼，立祖庙于洛阳等三项，实是颇有深意。首先，三公制度作为法定的宰相制度，自东汉以来沿用已久，丞相、相国虽是秦和西汉前期曾经有过的宰相官职，在汉魏之际却是异事。一般认为，此际的丞相、相国“多非寻常人臣之职”，曹操和比他更早的董卓，就曾分别以丞相、相国独擅朝政。其次，九锡之礼是用以表彰殊勋，为历代异事，最近的则有曹操晋爵魏公而加九锡。司马懿一旦诛除曹爽，便有丞相、九锡之授，尽管他分别推辞未受，仍然充分显示了他凌驾群臣而非同寻常的权势。司马懿立祖庙于京师洛阳，其意义可以蜀汉为诸葛亮立庙一事作比较而彰明。

诸葛亮

诸葛亮去世后，蜀人感恩怀德，纷纷为他设祭，蜀汉政府最初不许各地立庙，后碍于民意，后主方下诏在沔阳为他立庙，但仍以有“逼宗庙”之嫌，不得在京师成都立庙。司马懿立祖庙与蜀汉为诸葛亮立庙还有所不同，其事类似于古代诸侯立宗庙，有象征家族基业的意味，但古代诸侯都是立宗庙于自己的封邑，那么司马懿立祖庙于京师洛阳，其“逼宗庙”之嫌岂非更甚？推测司马懿权威陡增的缘由，在于通过屠戮曹爽一党，其刑威已立，反对者已是噤若寒蝉，不敢对其所作所为稍有异议；而司马氏党羽也已觉察其“作家门”之用心，因而望风承旨，竭力推助。

司马懿屠戮曹爽一党，其意义还在另一个重要环节显示出来。嘉平三年（251年）八月，司马懿去世；“十一月，有司奏诸功臣应飨食于太祖庙者，更以官为次，太傅司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曹魏飨配功臣于曹操庙，最早是在明帝青龙三年（233年），有夏侯惇、曹仁、程昱等3人。第二次是在齐王芳正始四年（243年），有曹真、曹休、夏侯尚以下至典韦共20人。其中官阶最高者为以下五人：大将军夏侯惇、大司马曹仁、曹真、曹休、太傅钟繇，他们均为上公。嘉平三年（251年）特地以司马懿飨配曹操庙，属第三次。

这一次更改了以前的排位次序，据说完全是按官阶高低排列，而司马懿“功高爵尊”，列在首位。考诸史实，司马懿与上述夏侯惇等人在官阶和爵位方面并无差别，则其功臣之首的地位，只能由功勋论定。司马懿究竟“功高”在何处呢？终究还是落实在诛除曹爽一党这件事上。司马懿诛杀曹爽等人，用的是“阴谋反逆”的罪名，则其自身有挫败反逆、匡扶社稷之大功，这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因此，嘉平三年（251年）以司马懿飨配曹操庙并位列功臣之首，乃是以国家祭典的形式确认司马懿在曹魏大臣中的首功地位，这项在司马师当政伊始完成的祭典安排，目的是为司马氏家族继续执掌曹魏政权寻找法理依据；而司马懿制造罪名诛除曹爽一党，正是他获得首功地位的关键因素。

司马师自嘉平三年（251年）八月接掌曹魏政权，至正元二年（255年）闰正月去世，历时4年，这是司马氏巩固家族执政地位的重要时期。司马师当政的第四个年头，朝廷中爆发了反司马氏的斗争，主谋为中书令李丰，参与者有太常夏侯玄、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他们图谋以兵变的方式诛杀司马师，以夏侯玄为大将军，取代司马师辅政。嘉平六年（254年）二月，司马师挫败了这起阴谋，先杀李丰，随后收治夏侯玄、张缉等人，皆夷三族。中领军许允因与李丰、夏侯玄关系亲密，亦被治罪流徙。齐王芳时年23岁，因李丰、张缉之死而深受震动。司马师也顾虑有不测之变，于是废曹芳为齐王，另立东海王曹霖子曹髦为帝，是为高贵乡公。经过这一场激烈的宫廷事变，朝廷中的亲曹魏皇室势力遭到了一次大清洗，从而司马氏对朝政的控制更为稳固。

司马师在朝中完成清除异己、废立天子的举措后不久，亲曹魏皇室势力在淮南发动了新的反叛。正元二年（255年）正月，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毌丘俭，扬州刺史、前将军文钦，“矫太后诏，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移诸郡国，举兵反”。毌丘俭、文钦在檄文中数列司马师的十一条罪状，包括擅杀李丰，废黜齐王芳，诛戮张缉及皇后张氏，流徙许允等。其中第十条为：“三方之守，一朝阙废，多选精兵，以自营卫，五营领兵，阙而不补，多载器杖，充聚本营。”这条揭露了司马师为巩固执政地位而采取的新举措，反映了司马氏“作家门”的新动向。从檄文揭露的情况看，司马师改革军事制度和调整军队配置，力度是相当大的。

一是对于屯驻京师的京师中央军和屯驻全国各重镇的地方都督兵，采取强干弱枝的策略，加强京师中央军，削弱地方都督兵，具体措施为提高淮南、荆州、关陇等三方守兵轮休的比例，以减少其常备军数额，并从地方都督兵中选取精兵，充实京师中央军。二是在中军系统里，以精兵充实自己的大将军本营，各类军械也优先装备本营，而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五校尉营所领兵士不满编制，这也是采取强干弱枝的策略。司马氏本以掌握军队、政变夺权取得执政地位，为防止政敌效其故伎，自然十分注重对军队的控制。

在京师中央军方面，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时，中军系统包括：大将军曹爽本营，太傅司马懿本营，中领军曹羲本营（中垒将军营、中坚将军营已并入其中），中护军司马师本营，武卫将军曹训营，五校尉营；其中大将军本营、太傅本营各领兵 3000人，其余兵力不详。可参照大将军本营、太傅本营的兵力状况，假定原中领军本营、中护军本营及兵力较强的武卫将军营各为3000人，原中垒将军营、中坚将军营各为1000人，五校尉营共计3000人，那么此时的中军总兵力大约为2万人。除这些中军外，当时洛阳城内外其他驻军甚少。

然而，到司马师讨伐毌丘俭时，其所统“中外军”已达“步骑十余万”之多，以后司马昭讨伐诸葛诞，更是“督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众”。何兹全先生在论述这一变化时指出：“司马氏尤其是司马师时代，对军事有很多改革，内则削弱曹氏宿卫兵，外则削弱外镇兵，以加强自己的军权及兵力。自此以后，驻外的兵力渐弱，强兵多聚集京师。京师军队多，不能全驻城内，除负有宿卫责任的军队驻城内外，余者皆屯城外。”

司马昭于正元二年（255年）二月继司马师辅政。甘露二年（257年）五月，征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诸葛诞再次在淮南起兵反抗司马氏。司马昭镇压了诸葛诞的反叛，其威势也急剧增长。甘露五年（260年）五月，高贵乡公因不肯“坐受废辱”，以僮仆数百亲自出讨司马昭，遭司马氏党羽贾充、成济弑杀，由此司马氏清除了通向“禅让”之路的最后一道障碍。对于继位的陈留王曹奂，史家评论道：“陈留王恭己南面，宰辅统政，仰遵前式，揖让而禅。”陈留王历史性地成为配合司马氏改朝换代的末代君王。此后政局的基本内容，就是司马氏在业已巩固家族独断统治地位以后，对曹魏皇室发起了最后一轮的冲击，革故鼎新，为最终的禅代准备条件。

首先，进一步提升司马昭的位望，借以突破旧皇权体制的藩篱，并奠定司马氏新皇权的基础，为此时政治中的头等大事。景元四年（263年）八月，司马昭发动了征伐蜀汉的战争；两个月后，当伐蜀捷报频频传来时，他当仁不让地进位相国、晋公，加九锡之礼。伐蜀战争的进行及随后蜀汉的灭亡，适时地为司马氏摧毁曹氏旧皇权、缔造新皇权注入了一份催化剂。随后，司马昭采取一系列的步骤，从两个方面推进魏晋禅代的进程：一是进一步抬高司马昭的位望，由公而王，进而享有等同于皇帝的礼仪规格；二是扩张晋国的规模，依照魏廷设置晋国的职官系列。

司马昭

其次，就在“以晋代魏”的步骤紧锣密鼓地实施之际，司马昭掀起了大规模的改制活动。景元五年（264年）五月，“晋王奏复五等爵，封骑督以上六百人”。这次颁授五等爵，可以深化司马昭行使封爵权的职能并可收笼络臣属之效，是显而易见的。继爵制改革之后，更大规模的改制也全面展开。咸熙元年（264年）七月，“晋王奏使司空荀顗定礼仪，中护军贾充正法律，尚书仆射裴秀议官制，太保郑冲总而裁焉”。

就官制改革而言，据研究，《通典・职官十八》所载《魏官品》，就是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它的基本原则是以“品”用作最基本的官阶尺度，以取代汉代通行的禄秩制，由此造成了不同职位的官员地位上的升降变化。祝总斌先生认为：“司马氏代魏前夕，为笼络百官，采取了许多措施，则同时颁布官品令，将长期以来官制上的变化固定下来，主要是提高占据要职（如侍中、尚书、中书监令、中领护军等）诸追随司马氏心腹的官品，是完全可能的。”

《晋书・职官志》记述魏末晋国创置职官的背景说：“宣王既诛曹爽，政由己出，网罗英俊，以备天官。及兰卿受羁，贵公显戮，虽复策名魏氏，而乃心皇晋。”这就是说，晋国职官的设置，是适应于司马氏牢固地建立家族独断统治以后，曹魏官员转而向司马氏委质定份的形势。那么，此时配套地出台新的职官等级制度，就可以视作为晋国和新王朝建立制度，使曹魏官员的晋国化进一步落到实处。同样，礼仪和法律方面的改制，也是配合晋国的建立，以晋政取代魏政。总之，通过爵制、礼仪、法律、官制等一系列的改制，曹魏官员实现了向晋国化的转变，晋政取代了魏政，新王朝的规模和形态在曹魏王朝的躯壳内成长起来。

司马师、司马昭当政时期，司马氏集团新一代核心逐渐形成。如果说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后，还较多地依赖老官僚以稳定政局的话，那么司马师当政以后，就不能不大量进用新人以巩固和发展司马氏的势力。司马氏集团新一代成员的组合，首先利用了司马氏已有的人才资源，在这方面，司马懿留下了一份较为丰厚的遗产。

《太平御览》卷九五引虞预《晋书》云：“上虽服膺文艺，以儒素立德，而雅有雄霸之量。值魏氏短祚，内外多难，谋而鲜过，举必独克。知人拔善，显外反陋，王基、邓艾、周泰、贾越之徒，皆起自寒门而著绩于朝。经略之才，可谓远矣。”文中列举王基、邓艾、周泰、贾越等人，认为司马懿“知人拔善，显扬侧陋”，使他们“皆起自寒门而著绩于朝”；而司马懿这样做，是出于他的“雄霸之量”，体现了他富于远见的“经略之才”，也即是说，司马懿为了谋求发展家族势力，早就着手培植亲信。这类情况还发生在司马师身上，出身于寒门的石苞，就是由司马师拔擢而步入统治集团上层。

何谏

在司马氏的人才策略中，对于高门子弟的争取和拉拢，显然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何曾，太仆何夔子；陈骞，司徒陈矫子；裴秀，尚书令裴潜子；王沈，东郡太守王机子；贾充，豫州刺史贾逵子，他们先后投入司马氏的怀抱，被委以重任。其中裴秀、王沈都有在曹爽府中任职的经历，他们的仕途并未受这一因素影响。在投靠司马氏的众多高门子弟当中，颍川荀、钟、陈三个大族的人物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钟毓、钟会兄弟，陈泰、荀顗、荀勖等人，都相继投入司马氏阵营，甚至成为心腹。构成司马氏集团的另一个集中群体，则是司马氏姻亲宗属。司马懿弟司马孚，司马昭的岳丈王肃，都是老一辈司马氏集团的骨干成员，此时继续充当司马氏集团新一代核心的角色。羊祜，司马师妻羊氏亲弟；司马望，司马孚子；山涛，与司马懿妻张氏为中表亲，他们都作为司马氏的亲信，被委以要职。

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年）以功臣飨配宗庙，是以国家祭典的形式确认那些佐命功臣的地位，它所划定的功臣名单，实际上提供了一份司马氏集团核心成员构成情况的资料。《晋书・武帝纪》记载说：“以故太傅郑冲、太尉荀顗、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骠骑将军王沈、安平献王孚等，及太保何曾、司空贾充、太尉陈骞、中书监荀勖、平南将军羊祜、齐王攸等，皆列于铭飨。”这次列于铭飨的12人，包括已经去世和仍然健在的各有6人。其中，郑冲为儒雅之士，在司马氏集团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并不突出，而齐王司马攸被列于铭飨，仅仅是凭借其晋武帝司马炎亲弟的身份，都不能作为司马氏集团核心成员看待。钟会实为司马氏最得力的心腹之一，后因反叛司马氏而被视为另类；

王肃未能列于铭飨，当是由于他过早去世，未及参预魏晋禅代的活动。因此可除去郑冲、司马攸，加入钟会、王肃，那么司马氏集团的核心成员大致可以圈定为12人。把这些人的年龄同他们入仕的时间结合起来分析，可以确认他们的身份特征：除司马孚为建安年间入仕的老官僚外，王肃、何曾、王沈、石苞、陈骞等5人属于黄初以后入仕的第二代官僚，贾充、羊祜、裴秀、钟会、荀顗、荀勖等6人属于正始以后入仕的第三代官僚，中、青年官僚构成了他们的主体。

贾充

这样一个集团核心的形成，为司马氏的篡代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晋书・贾充传》有这样一段记载：“泰始中，人为充等谣曰：‘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济天下。’言亡魏而成晋也。”这是以精练、生动的语言，道出司马氏篡权窃国的玄机，点明司马氏集团核心成员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本文考察的情况表明，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