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5日是蒋介石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这天一早，一直担心蒋介石病情的蒋经国就来到了士林官邸。

这天，台北的天气出奇地闷热。蒋经国在来士林官邸的路上一直考虑父亲的病情，他和宋美龄一样，急切地想让蒋介石的病情尽快稳住。

但相比宋美龄的慌乱，蒋经国从表面看明显更加镇定。

蒋介石、宋美龄与蒋经国

慌乱中的宋美龄曾在一个月前，专程从美国请来顶级医疗专家小组，为蒋介石进行治疗。美国专家在为蒋介石进行检查后，发现蒋介石的肺脏有三分之二的积水，他们认为，蒋介石的病情之所以一直未好转，与肺脏的积水有关。

“最好立即进行肺部穿刺手术，把肺脏的积水抽出，只有这样，心脏病才能好起来。”美国医疗专家小组这样告诉宋美龄。

宋美龄一心想让蒋介石的病尽快从根本上痊愈，自车祸以来，蒋介石的身体每况愈下。那次车祸是他们夫妻的“劫难”。蒋介石在车祸中能活下来已是万幸，如果不是阳明山车祸，蒋介石怎会出现心脏扩大的凶兆呢？

若非那次可怕的车祸，蒋介石后来也不会因心慌引发便秘，如此，就也不会出现钱副官那次要命的误操作了。那次可怕的误操作中，钱副官在给蒋介石将甘油球塞到肛肠时，因为操作草率硬塞到了旁边的肌肉里，造成肛肌溃烂，因而引发大出血。

没人能否认：阳明山车祸和钱副官的那次误操作，是蒋介石的两道催命符。

误操作后，蒋介石就出现了尿血症状，诊断出前列腺炎后，他不得不在此后听从美国的建议，采用电疗办法治病。结果是身体不仅留下了结疤，未能愈合，还造成习惯性出血。

从蒋介石85岁，也就是1971年冬开始，他就经常性感冒，他也感觉到自己的抵抗力明显衰退了。此时，散步对他而言也变得艰难了，通常，散步不到10分钟，他就会“气喘如牛”，而且呼吸时，他的舌头还不时往外伸，连说话也有些“捋不直”舌头了。

身体坏了以后，蒋介石的精神状态也差了，后期，他还患上了老年血管硬化，出现了肺积水。疾病折磨得他喘不过气，让他到了走路都要搀扶，否则就极容易摔倒的境地。

蒋介石的病在困扰蒋介石本人的同时，也让宋美龄非常痛苦，她对权力的热衷注定：她比任何人都渴望让蒋介石好起来。唯有如此，她的第一夫人的地位才能稳住。

晚年宋美龄与蒋介石

“控欲”是最大的学问，当欲望太大时，事情往往越容易脱离掌控。着急的宋美龄冒险为蒋介石进行肺部穿刺的结果是：美国医生的确从他的肺部取出了约500CC积水。但已89岁高龄进行穿刺术的蒋介石，在术后当晚就出现了高烧症状，并陷入昏迷；第二天，他的小便中大量带血。

接着蒋介石的心电图出现的心脏停跳率也越来越高，且间隔越来越近。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

也从那时起，蒋经国变得紧张起来。

按理，作为长子的蒋经国应该时时刻刻陪在父亲身边，可父亲病了后，太多政务压在他的头上，他如果不管，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糕。父亲若知道这结果，说不定病好了也会被气病。

蒋经国只能安慰自己说：处理政务也是为病重的父亲分忧，自己不懂医学，在父亲身边也帮不上太大忙。他还安慰自己说：“父亲戎马一生，战胜病魔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样想了之后，蒋经国看起来就明显震惊多了。

5日早上，来到士林官邸见了父亲后，蒋经国向父亲请安时，父亲居然已经起身坐在轮椅上了，且脸上带着微笑，已太久没见到父亲笑容的蒋经国高兴极了。

汇报完政务后，蒋经国见父亲精神头还好，有点不想离开，父子俩于是又聊了一会儿。那日的蒋经国开心极了，他想不到，父亲这个88岁的老人，竟能比他这个65岁的晚辈还要精神。

谈话间，蒋介石问及清明节和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聊这些琐碎让蒋经国感觉轻松，但他也时刻留意着父亲脸上的表情，生怕累着他或惹他不高兴。

蒋经国并不知道，因公务太繁忙，加上这些天忧心父亲的病有些睡不着，他看起来很疲累，脸色并不顶好。这期间，蒋经国的信里长期出现表达对父亲之病伤痛焦虑的字眼，如“儿心伤痛，也不成眠”，“儿心忧苦”，“日来余心不定，夜间多梦，不能专心处理要公，烦滤已甚”等。

大约是察觉到儿子对自己身体的过分担忧，蒋介石在与儿子聊了一阵天后，突然含笑叮嘱他说：“你应好好的休息。”

蒋介石

听到这话时，蒋经国心里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触。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句话竟是父亲对他的最后的叮嘱。因当时被父亲的笑容“迷惑”住，他更没有想过：一个久病的病人突然精神极好，极有可能是回光返照。

那天早晨离开父亲时，蒋经国一直在琢磨父亲临别说的那句话，明明是很正常的一句叮嘱，怎么听起来那么不对劲呢？

上午上班时，蒋经国也觉得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他安慰自己：兴许是天气太闷热了吧。实际上，那种难受就是“不安”。

傍晚时分，蒋经国办完公务后第一时间再次来到父亲的房间，探望父亲的情况，父亲看起来好像没有变化，但这次探望结束后，再走出父亲房间时，他觉得内心烦躁无比。

尽管烦躁无比，蒋经国请安离开时，还是不忘吩咐医官给父亲服镇静剂。

影视剧中的蒋介石父子

其实，所谓镇静剂根本是假的，只是一些维他命的药丸。医官之所以给蒋介石吃“假镇静剂”，是基于他的病情考虑。心脏病患者，不适宜服用镇静剂之类药物。所以，他们只能用这种哄骗的方式，使他吃药后心理上得到一种“催眠”效果。

目送蒋经国离开后，服了药的蒋介石便上床睡觉去了。

大约8点左右，一直守在蒋介石病床边的副官李振民发现：蒋介石心脏的心电图的心搏曲线突然消失了， 屏幕上只显示一条白色的直线。

吓坏了的李振民赶紧召唤当班医官到场抢救，当日值班的正是荣民医院著名心脏外科专家俞瑞璋。察觉到蒋介石情况极危险后，他们迅速通知了蒋经国和宋美龄。

蒋经国匆匆赶到父亲房间时，宋美龄也进入了房间，医生正在对蒋介石进行抢救。蒋经国的心脏也跟着狂跳，他不时看向父亲那已没有表情的脸。医生告诉蒋经国：蒋介石的心跳已不规则，血压正在下降，情况十分危急。

蒋经国看着医生为父亲施行了人工呼吸，他们甚至用药物和和电极直刺入父亲心肌，刺激心脏跳动。不一会儿，蒋介石的心脏和呼吸竟奇迹般地恢复正常，蒋经国和宋美龄都跟着松了一口气。

可仅仅四五分钟后，蒋介石的心脏竟再度停止了跳动。

当晚11点50分，蒋介石的瞳孔放大。“瞳孔放大”是生理死亡的标志之一，蒋经国听到消息后站在房间角落对着壁炉低声抽泣，而宋美龄则坐在蒋介石的床前，虽未哭出，但面色冷竣苍白，显得非常难过。

随即，医疗小组负责人王师揆向他们报告了抢救经过之后，便停止了一切医疗抢救。

也是直到此时，一直站在角落的蒋经国才终于鼓起勇气走向父亲的床边。看着父亲那如睡去的样子，蒋经国心如刀割。因伤心过度，他已无法站立。看着父亲的脸啜泣良久后，他终于颤抖着伸出手。

蒋经国的手触碰到父亲那尚有一丁点余温的头时，再次泣不成声……

收到蒋介石病逝的消息后，台湾当局政要迅速赶到士林官邸注视遗容。他们来了之后，还参与了蒋介石遗嘱的签字仪式。

原来，早在蒋介石去世前一星期，即3月26日晚，蒋介石的心脏就出现过停跳。医疗小组经过3小时紧张抢救后，蒋介石才“起死回生”。

这次生死边缘徘徊过后，蒋介石深感自己时日已无多，于是便命蒋经国召“五院院长”们来士林官邸听口授遗嘱。

这份口授遗嘱的内容是：让行政院院长严家淦做总统，让蒋经国做行政院院长兼三军总指挥。他还特别嘱咐党务方面要实行集体领导。

这份遗嘱等于是在为儿子蒋经国铺路，蒋介石遗嘱中强调“集体领导”有深意，其实质是分严家淦的权，避免严家淦权力过分集中，而这个集体领导的潜台词则是扩大蒋经国的权力。

严家淦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的遗嘱只写到了交班计划，而没有对家产进行分割。这点，是否引发了宋美龄的不满，就不得而知了。

首先在这份口授遗嘱上签字的是宋美龄，继之为严家淦、蒋经国，再后是“五院院长”们。

见到父亲留下的这份遗嘱后，蒋经国心里极复杂，签字时，他需要很努力，才能保证自己的眼泪不掉在遗嘱上。

当夜，台北地区突然雷雨大作，突如其来的雷雨让蒋介石的丧葬事宜增加了难度。经过商议后，他们决定按照宋美龄和蒋经国拟定的治丧办法：将蒋介石灵柩冒雨移往慈湖暂厝。

慈湖是蒋介石生前亲自选定的灵柩暂厝地，他选择此地的原因是：慈湖依山傍水，且风景秀美，与他的故乡宁波奉化溪口镇景色一致。

60年代初选定了慈湖这块风水宝地后，蒋介石曾令总统府三局按溪口蒋宅的结构，在此修建四合院式的行宫。此后每两年，他都会来此小住。

蒋介石每次来此小住时，都幻想着“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关于蒋介石始终未放下的“光复大陆”的幻想，他的宁波籍的警卫副官翁元最有体会。他后来曾在回忆录中透露：蒋介石去世前处于昏迷中时，嘴里曾反反复复、断断续续念的是“反……攻……大……陆”四个字。可见，他至死不忘复辟蒋家王朝的旧梦。

1975年4月16日，是蒋介石的大殓的日子。随着灵柩棺椁的棺盖被盖上，这位叱咤半生的大人物，终于落下了帷幕。

蒋介石死后，遗体并未下葬，而只是如他生前所叮嘱的那般，被暂厝在了慈湖的行宫。

蒋介石辞世三年后，严家淦推荐蒋经国做总统，蒋介石死前所做的政治安排，终于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