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后期，府兵制崩溃，征募的禁军业已腐朽，不堪一战。

待到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发动叛乱时，叛军迅速攻占东都洛阳，前后仅仅33天。

次年六月十日，因指挥不力，潼关失守，战局迅速恶化。

长安的禁军已极不可靠，连三十里外举平安火的军士都已溃散，丧失了保卫京城的能力。

六月十二日，都城人心惶惶，百官大量溃散，唐玄宗遂移驾有北衙禁军驻扎的宣武门“北内”，随时准备逃跑。

当夜，即命令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秘密集合禁军军士，厚赐钱帛，又选闲廐马九百余匹随军。

十三日黎明，玄宗与杨贵妃及其姐妹通过延秋门悄悄离开长安。

由于是秘密出逃，随行并未携带足够的粮秣，依靠乞讨度日，狼狈不堪。

六月十四日，唐玄宗一行到达兴平县马嵬驿时，因军士饥渴，禁军“顿军不进”，继而“流言不逊”。

因吐蕃使者与杨国忠交谈，被军士呼为谋反，追而杀之。随后“兵士围驿四合”。

威逼玄宗处死杨贵妃，玄宗在禁军军士的欺凌下不得不违心将心爱的杨贵妃处死。

这就是著名的马嵬驿之变。

随后就发生了千余百姓遮蔽道路请留的事件，李亨顺从民意脱离西行队伍，继而北上灵武登基。

谈及马嵬驿之变，诸多人猜测事变的背后元凶，主要存在着如下三种看法：

（1）认为宦官高力士是兵变的幕后主谋，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则是受高力士指使而直接出面的组织指挥者。

（2）认为兵变是由以太子李亨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发动的，目的是诛杀杨氏一族，为登基扫清障碍。

（3）认为兵变是由陈玄礼组织指挥的一次群众性救亡运动，并没有幕后主谋，高力士和李亨都只是兵变的支持者而已。

我以为，马嵬驿之变本身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主导集团，仅是一场突发性的偶然事件。

陈玄礼作为禁军的长官只是在危难之际将军士的不满导向唐政府负责人杨国忠，并防止其扩大而已。

马嵬驿之变当天的情况主要见于《旧唐书·韦见素传》和《资治通鉴》，

此时禁军将士不得饮食，身心俱疲，虽然仅行军一天左右，不过一百多里，但仍陷于“愤怒”的情绪中。

须知此时的大唐禁军虽有禁军名号，但天宝年间就已腐朽，禁军军士皆已沦为“市人”。

终日悠然自得，完全没有身为军人的自觉，在离开故土长安。

狼狈逃往西蜀中不能不感到“愤怒”，也需要找到一个人充当发泄的窗口。

故而议论纷纷，出言“不逊”。

正是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大将陈玄礼因“惧其乱”故而将矛头转向杨国忠，想以诛杀杨国忠来“慰士心”。

况且，杨国忠专恃唐玄宗宠信，任右相期间专权误国，安史之乱中逼迫哥舒翰出关野战。

结果丢失潼关导致关中局面崩坏，玄宗也被迫西狩。杨国忠作为唐政府的宰相理应对此负责。

从时间上来看，从六月九日潼关失守，当夜“平安火不至，玄宗惧焉”，战局恶化。

到次日杨国忠“首唱幸蜀之策”，再到十二日，唐玄宗“移仗北内”。

其秘密出逃的计划，在短短两天内就已形成。

再到十四日马嵬坡之变发生，前后不过区区四五天的时间，很难想象在如此慌乱的境地且短的时间内几个人就可以相互串联。

形成一个预备除掉宰相杨国忠的阴谋集团，而且争取到了禁军的支持，使其可以以武力擅杀大臣，威逼皇帝，做出形同谋逆的举动。

龙武将军陈玄礼作为禁军的最高指挥，同时作为整场兵变中变乱军士的“代言人”。

其地位立场至关重要，倘若真有人希望通过鼓动禁军作乱杀死宰相杨国忠的话，必须争取到禁军长官陈玄礼的支持。

但其人“以淳朴自检，宿卫宫禁，志节不衰”，对唐玄宗始终忠贞不二。

并且始终坚守作为禁军将领的本分，多次劝谏玄宗不可轻身野玩。

玄宗亦“不能违”，事后亦随玄宗西行，重返长安后仍随侍玄宗左右。

很难想象陈玄礼会主动“围行宫”或放任他人如此而不带兵反抗。

陈玄礼在变乱前向唐玄宗做出汇报，提出将杨国忠“置之于法”来“徇群情”继而达到安抚军士的目的。

同时亦通过宦官李辅国向太子李亨通报情况“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以告太子”。

这是十分正常的情况，不过是在事态爆发之前向皇帝、太子转述军士要求。

并提出以法办杨国忠来平息事态，并非是与太子勾结阴谋鼓动禁军处死杨国忠。

但因为诛杀当朝宰相兹事体大，太子李亨“未决”，错失了平息事态的机会。

终因几名吐蕃使者与其交谈，被军士呼为谋反，点燃了整个禁军的怒火，导致了事件的最终爆发。

杨国忠在兵变中的死亡方式极为惨烈，“军士追杀之，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

远超一般政治报复的程度，更像是无组织的残杀以及宣泄极端愤怒的情绪。

史书亦多用“乱兵”形容，除杨氏外，魏方进为“乱兵”所杀。

宰相韦见素亦被“乱兵”所伤，“脑血流地”，幸得“识者”救护才免遭一死。

由此看，当时的禁军军士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组织。

处于失控的边缘，而陈玄礼也趁机将军士的怒火导向杨氏，“请诛国忠，以慰士心”。

以较小的代价平息了事态，从而维护了包括唐玄宗在内的其他人的安全。

而且，在唐玄宗迟疑是否处死杨贵妃时，京兆司录韦谔劝道：“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

高力士同样劝道：“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

从两人的对话中可见事变的主要原因是“将士”的“众怒”。

军士们要求诛杀杨贵妃，更像是借陈玄礼之口来表达一种“集体意志”。

陈玄礼仅是其与玄宗交流的“传声筒”而已。

再看太子李亨。有鉴于建唐以来宗室诸王或皇太子利用或收买中央禁军首领以铲除政治对手以至夺取帝位的事件屡见不鲜。

唐玄宗时期加强了对宗室的监视与控制，更不允许太子、亲王染指军队。

太子李亨更是长期受到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压制。

长期处于“弗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的境地，对禁军的影响十分有限。

而李亨的两个儿子直到玄宗出京时才参与禁军的领导。

“玄宗幸蜀，倓兄弟典亲兵扈从”，执掌禁军的时间也很短。

况且，在马嵬驿之变中，杀宰相，围行宫，绝非少数军士可以做到，在离京后不到两日的时间。

以李亨为首的太子集团就可以鼓动整个禁军诛杀宰相杨国忠。

并且包围做了“五十年太平天子”的唐玄宗，威逼其杀死杨贵妃，似不太可能。

这应该是禁军整体意志的反映。

在随后发生的千余百姓阻挡道路请留唐玄宗的事件中，李亨等人的行为也不像是事先有所准备。

秦汉以降，关中历来是王朝根基，大厦将倾，皇帝抛弃关中，逃亡西蜀，无异是抛弃了整个国家。

百姓请留，希望有皇室成员留在关中，这是给王朝存续树立一面旗帜，百姓的行为是顺理成章无可厚非的。

玄宗令太子宣慰，太子随后顺应民意脱离西行队伍，留下主持平叛。但因为事出突然，所以并没有准备全盘计划。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太子李亨并非马嵬驿之变的领导者，一切皆为禁军军士自发的行动。

多数学者在讨论马嵬驿之变时，大多仅局限于六月十四日事变当天，至多追述次日李亨出走之事。

但若把视野放宽至唐玄宗西行的整个过程，那么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马嵬驿之变次日清晨，军士以杨国忠在蜀有所经营为由拒绝继续出发前往蜀中。

或言往河、陇，或言往灵武，或言往太原，或言还京师，莫衷一是。

唐玄宗本欲往蜀中，但担心触怒军士，竟不敢言明。

在几天之内，禁军先后两次骚动，倘若说马嵬驿时禁军军士是有组织的为某些人的政治目标服务。

那么在扶风的这次骚动又是谁发动的，为的什么呢？

所以，我认为马嵬驿之变乃是禁军军士的自发行动，陈玄礼只是因势利导，将矛头转向杨国忠。

禁军杀掉杨国忠也只是宣泄情绪，并非真的有什么“救国救民”的政治理念。

事后，禁军仍然不满，依旧“流言不逊”，“颇出丑言”，威胁唐玄宗的安全。

即使是陈玄礼也不能控制。直到唐玄宗拿出十万匹蜀绢，禁军的贪欲才得到满足，玄宗方能安然无恙。

在从蜀中返回长安之时，玄宗打算祭奠杨贵妃，并为其改葬，但遭到礼部侍郎李揆劝谏。

由此可见，当时陈玄礼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将禁军愤怒转向杨国忠。

以保障玄宗安全，其本身并不能主导禁军行为，更不能称之为马嵬驿之变的幕后主谋。

自唐玄宗狼狈出京，中央权威实质上就已经荡然，出逃仅两天就发生了马嵬驿之变。

玄宗不仅默认了禁军军士杀死杨国忠，而且还遵从禁军意愿勒死杨贵妃。

并保证不予事后追究。随后在扶风郡又以春彩十万匹换取禁军对唐廷的支持。

所反映的实质是，在外部军事压力下，唐廷亟需禁军支持。

不得不尽力满足禁军的一切贪欲，还要对其不法行为予以宽容。

渐渐丧失了对禁军在政治、经济上的约束，失去了对禁军的控制。

由此，作为皇帝最为亲信的禁军也逐渐脱离唐廷的掌控，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势力。

亲兵也不再和主人是利益一致的共同体。

二者对立起来，既有合作，亦有对抗，叛服无常，开启了近二百年的亲兵叛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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