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翠荣 来源：《爱周之家》

题图是周恩来1966年8月30日手写的，原本没有标题，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下卷，收录时加上了标题“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我对此本无探究，但在看到有研究者发表文章提出不同看法，深入比较后，有赞同处，也有不赞同处，还有该研究者未述及处，一并综合在下面，尽量避免与其观点简单重复之处，难以回避者请见谅。

《周恩来选集》下卷的文本如下：

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宋庆龄　郭沫若　章士钊　程　潜　何香凝

傅作义　张治中　邵力子　蒋光鼐　蔡廷锴

沙千里　张奚若

① 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② 部长、副部长

③ 政副

④ 国副

⑤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⑥ 两高

（李宗仁）

探究1：最初看到这个名单，会提出疑问：名单中提到副委员长、副主席、政副、国副，怎么只保护副职的领导干部，正职的不是更应该保护吗？

了解了大背景就豁然了：1966年8月29日夜，红卫兵抄查了章士钊先生的住宅。30日晨，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情况。毛泽东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责令当即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人前往保护章宅。同时写下了这份名单。这是周恩来善于审时度势，把对个别人的保护波及到对更多人的保护，体现了周恩来灵活高超的领导艺术。因为有毛主席的批示在，谁也不敢对抗最高指示。根据当时的特定环境，名单中所指人员都是民主人士。

相关正职人员的身份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周恩来手写的这份名单里不提委员长、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的正职也就不难理解了。国务院部委的正、副部长里都还有民主人士，如：朱学范（邮电部部长）、许德珩（水产部部长）、刘文辉（林业部部长）、荣毅仁（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这些人名虽然没有直接写，但在②部长、副部长里都包括了。

探究2：国副，这个简称具体指代的是什么？

国副的具体所指，在《周恩来选集》的注释中，解释为“国务院副总理”。有研究者对此质疑，认为应当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对此，我表示赞同。单从字面上看，“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这两个称谓中都有“国副”两个字，似乎都说得通 ，而且更容易偏向于“国务院副总理”。

我们来看看当时担任上述职务的都有哪些人：

【新华社四日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今天（1965年1月4日——陈翠荣注）下午隆重闭幕。……大会通过的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是：林彪、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柯庆施、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陶铸、谢富治。大会通过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选是：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程潜、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选出的“国务院副总理”16人，全部是中共党员。周恩来手写名单时，柯庆施已经病逝，陆定一、罗瑞卿已经被关押审查，在职在岗的副总理有13人。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选出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3人，其中：非中共人士有4人，即程潜、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

周恩来手写的“国副”，如果是指“国务院副总理”，就成了放空炮。因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非中共人士，一个也没有。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有4位非中共人士。再，手稿中④国副排列在②部长、副部长之后，同属国务院职务序列，国务院副总理排在部长、副部长的后面，也不合理。

结论：周恩来手稿中的“国副”，不是“国务院副总理”，应当是指“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探究3：有研究者提出：副主席，不是指国家副主席，而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合称。对此观点，我不赞同。

从手稿中可以看到①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从字间距可以推断，“人大常委”四个字是后加的，所留的空白宽度不够，还写成了两行。副主席应该是国家副主席，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选出的国家副主席有2位：宋庆龄、董必武。虽然宋庆龄作为唯一的非中共人士担任国家副主席，已在名单上半部分单独列出，似乎没有必要再在下半部分列示“（国家）副主席”职务；但结合名单的总体情况，除李宗仁外的12人，他们相应的职务都在①至④中得到体现了。例如：副委员长：郭沫若、何香凝、程潜、张治中；人大常委：章士钊、邵力子、蔡廷锴；全国政协副主席：蔡廷锴、傅作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程潜、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部长：蒋光鼐（纺织部部长）、沙千里（粮食部部长）、张奚若（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

手稿上半部分是具体人名、个例保护，下半部分是职务描述，成片保护。有交叉重复是正常的，是不矛盾的。周恩来的这样写法，一方面是强调，一方面是补漏。因为涉及的民主人士尤其是人大常委、副部长中的民主人士，周恩来不可能把他们的具体姓名都列上，就制定了几条杠杠，兜底性的条款，符合条件的都保护，扩大了范围。

“（国家）副主席”的职位比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都要高，周恩来如果遗漏不合常理。而且，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是由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这两个不同的机构产生的，已经分别简称（政副、国副），没有必要也不适合放在一起合称“副主席”。

结论：周恩来手稿中的“副主席”，应是指国家副主席，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副）的合称。

探究4：《周恩来选集》的文本：⑤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与手稿有差异。

周恩来手稿上是⑤各民主党派头子。“负责人”和“头子”，是一个意思，“头子”是通俗的叫法，“负责人”的提法更加书面化，两者并无实质区别，应该是技术整理时作了规范。但遵从手迹原文的话，也可以不改。

民主党派有8个：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他们的头子（负责人）即主席（主任委员），如果扩大到副主席（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常委，那就涉及相当一批人得到保护。

探究5：两高，具体是指哪些人？

两高，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的合称。这是一个宽泛的框框，意思是在两个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的非中共人士，也在保护之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官志（增订本）》第2版，1965年1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产生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副院长谭冠三、王维纲、曾汉周、何兰阶、邢亦民、王德茂、张志让；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张鼎丞、副检察长张苏、黄火青。以上两高的11名领导人员中，只有张志让1人非中共党员，是无党派人士。

探究6：李宗仁为啥列在最后？

李宗仁是国民党高层人士，1948年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1949年曾任代总统，之后出走海外，1965年7月回到北京。李宗仁在回国后没有再担任相关职务，不符合周恩来手稿所列①至⑥的任意一条，但又确实需要保护，所以单列了名单。1969年2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李宗仁先生在京逝世》的报道时，他的称谓只有“知名人士”四字，再无其他。

从手稿看，李宗仁的名字，不是正常写在上半部分的具体人名中，而是在下半部分职务表述后追加的，写成了“李宗人”让人困惑，手迹也不像是周恩来的亲笔，周恩来一两天内的字迹不至于有太大的差异，用忙乱着急来作解释未免牵强。笔者推测有可能是名单在报经毛主席审批时，毛主席提出来加上的。这样的事情并非孤例，出席1974年国庆招待会、联欢活动的见报名单，经毛主席审批时增加了一些特定人员。

【作者：陈翠荣 来源：《爱周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