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那年，我刚满八岁，姐姐十二岁，正是最依赖母亲的年纪。

那是1989年末，天寒地冻，我们的家却早已失去了温暖。母亲病重的那一年，我和姐姐成了村里人同情的对象。父亲早早离世，母亲辛苦拉扯我们长大，没想到最终还是敌不过病魔。

母亲下葬的那天，天阴沉沉的，灰蒙蒙的天空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村里的大人们沉默着，孩子们也感受到了异常的气氛，不敢嬉闹。葬礼上，村长站出来，提出让我和姐姐跟着大伯生活。

村长站在灵堂中间，严肃地说：“两孩子没了妈，以后怎么办？亲叔伯的总得搭把手吧。”他的话像石头砸进水里，四周一下子静了下来。

我偷偷瞥了大伯一眼，他低着头，没看我们。姐姐拉紧我的手，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我。她眼神里有隐隐的恐惧。

大伯是村里的生产队长，平时家里日子过得比一般人好，村里人都说我们算是命好，要是跟着他，不会太受苦。可我知道大伯性子刚硬，话不多，心更硬。再怎么亲近的亲戚，对我们姐弟俩好像也不是发自内心。

果然，大伯最终还是低声说：“村长，实在是困难，家里也有三口人，再添两个……我这负担实在是重啊……”他话音刚落，村里人纷纷低声议论起来，有些人似乎想劝他，但又停住了。

村长皱着眉，叹了一口气。我和姐姐的心一下子跌入了谷底，觉得自己就像掉在冰窟里，没有一丝温度。就在我们姐弟绝望的时候，五婶突然走了出来。

五婶个子瘦小，站在人群中并不起眼，可那一刻，她轻轻地走上前，一双眼睛却闪烁着坚决的光芒。她平静地看了大伯一眼，又看了看我和姐姐，语气柔和却坚定地说：“孩子们跟我回家吧。”

所有人都愣住了，连村长也怔住了，几秒钟后才缓缓问：“你……五婶，家里不是有三个孩子吗？再多两个怕是困难吧……”

五婶笑了笑，语气里带着一种母性的温柔：“孩子都是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多俩不碍事，能吃饱饭就行。”她一边说，一边朝我和姐姐走来，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跟我走吧，有人疼才是家。”

那一刻，我几乎落泪。五婶家的日子也不宽裕，她的丈夫在镇上干着体力活，平时家里开支并不多。她家里已经有三个孩子，若再多我们两个，生活势必更加艰难。可五婶的话语温柔坚定，让我心中升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温暖。

就这样，我和姐姐被带到了五婶家。

五婶的家并不宽敞，但她特意为我们腾出一间小屋，铺上了她嫁妆时留下的床单和被褥。姐姐很感动，眼里满是泪光，她小声地说：“五婶，我们会努力，不让你们为难的。”

生活在五婶家并不轻松，每天我们要帮着干很多活，挑水、劈柴、帮着看孩子，甚至跟五婶一起去地里干活。

虽然忙碌，但五婶总是在忙碌中为我们姐弟留心，她会悄悄为我们留一块饼子，把煮鸡蛋藏在我们碗里；她会在冬天夜里悄悄起来，给我们添上一层被子。

五婶家的孩子也很懂事，从未因为我们姐弟的到来而产生嫉妒。相反，他们会分享玩具，甚至让出自己最爱的糖果。

然而，生活的艰辛并不会因为五婶的善良而消失。几年过去了，到了90年代初，五婶的丈夫在一次意外中受了伤，不能再干重活。

家里开支一下子增多，生活更加拮据。五婶也开始起早贪黑，拼命打零工养家。

就在这种情况下，村里的亲戚们开始议论纷纷，有人嘀咕：“五婶也不容易，这俩孩子也该懂事了，不能一辈子靠着别人啊。”这些话传到我们耳朵里，心里难免生出自卑和愧疚。

有一天夜里，我听到五婶和她丈夫低声争执，五婶的丈夫似乎觉得我们姐弟的存在加重了家庭负担，他压低声音说：“孩子们大了，该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了，咱们实在撑不住了。”

那晚我失眠了。第二天，我悄悄和姐姐商量，想要离开五婶家。我们不想成为五婶的负担，不想让她因为我们而背负这么多。

于是，我和姐姐找了个机会，走到五婶面前，鼓起勇气说：“五婶，我们想出去闯一闯，不想再拖累你了。”

五婶愣了一下，静静地看着我们，忽然笑了。她没有责怪，也没有劝阻，而是温柔地说：“孩子们长大了，有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她眼角含泪，语气却依旧坚定，“不管去哪里，记住，不要忘了初心。”

那一刻，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我和姐姐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带着五婶给的几块钱，走出了那个温暖的小屋。

我们姐弟在外面的世界摸爬滚打，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靠着彼此的扶持和鼓励，最终也闯出了一片天地。十几年后，当我有能力安顿下来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五婶。

回到家乡的那天，我推开五婶的院门，心中有无限的感激和愧疚。她看到我们回来了，眼中闪着泪光，却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在我心中，五婶始终是我的母亲。我和姐姐用心赡养她，为她打造一个温暖的家，也让她安享晚年。正是她用无私的爱，将我们姐弟从冰冷的绝望中拉了出来，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这个故事，我每每回忆，都觉得是人生的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不是财富，也不是成功，而是那个在寒冬中对我们伸出双手的女人——五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