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宋仁宗 赵祯）

北宋仁宗时，有个地方叫做建州，建州下面，则又有一蒲城县。

说这个蒲城县内，有一家富户，那是非常的有钱。

仁宗时代朝廷的发展很好，百姓多富民，那富民之中的富民，就叫做首富。

这户首富之家，房屋十多间，田地几百亩，那是太阔气了，钱多的简直是花不过来。

老话讲财不露富，有钱您自己知道就得了，您就该收敛一点，平时不能那么太张扬，可是，这家人偏偏就是喜欢炫耀的性格，有钱藏不住，好车坐着，好马骑着，好东西买着，好房子盖着，又雇了一堆丫鬟下人使唤婆子，就差把“有钱”俩字贴在脑门上了。

果然，他们如此热衷于炫富，行事又如此随意，很快就被蒲城县里的一个神偷给盯上了。

这位神偷，手段相当之高明，神不知鬼不觉潜入富户家中，可就盗走了富户家里不少值钱的宝贝。

我们知道这古代有侠盗，义盗，他们往往是绿林出身，生平最爱劫富济贫，行侠仗义，把大户人家的不义之财取走来接济这普天下的穷苦百姓，可是我们要注意，蒲城县的这家大户，人家也是守法良民，是蒙荫祖上才积累下了这么多的财富，而且他们这家人除了爱显摆之外没别的毛病，蒲城县里修桥铺路赈济孤寡他们伸手掏钱，逢初一十五还会在自家门口设下粥棚来积德行善，可以这人性是相当不错了。

您神偷不神偷的，您偷这样的门户，那就有点不道德。

而且，这位神偷把东西偷了之后也没有赈济穷人，而是据为己有，落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你这样，就挺不讲究的。

神偷把东西给偷了，富户察觉，他们也感觉有些气愤，认为自己家风极好，对得起四邻百姓，可却平白无故遭了贼，一气之下就报了案，要蒲城县官府为他们主持公道。

蒲城，又叫做浦城，也就是今天的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

（蒲城风光）

这个地方，在福建的最北端，三面环山，中南低平，当地还特产一种丹桂，泡茶最好，另产一种笋干，口感更佳，有机会到访此地的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

仁宗时，蒲城县治安极好，民风淳朴，很少有违法犯罪的事情发生，富户告到官府，衙门里的官差听了之后都感觉很诧异，心说这小偷偷谁家不好，偏偷您家这户大善人呢？

官府接过诉状呈送，立刻派了几个官差去调查，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那为什么会一无所获呢，很简单，神偷嘛，他技术比较好，作案的时候一没让人看到，二没留下痕迹，三来他也不着急销赃，什么马脚都露不出来，官差自然是无从查起。

没线索，这事儿很难办。

案子多日不决，建州衙门十分恼怒，因为官差办案不力，于是责成本县主簿负责此案，数月时间，一定要人赃并获，水落石出。

当时的蒲城县主簿，是一个叫做陈襄的人，当时蒲城县并无知县，因此陈襄是以主簿代行知县职权。

陈襄，字述古，福建福州人，庆历二年进士，他进入朝廷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外放蒲城县做主簿。

这个人，很不一般，虽然在本篇文章的时间段，陈襄不过是个小小主簿，但是陈襄一生之履历非凡，到宋神宗时，他已经是枢密院直学士，而且还兼管尚书都省事，可以说皇帝跟前的红人，北宋朝廷的要员。

（陈襄）

陈襄其人，有伯乐之风，为朝廷发现和举荐了不少的人才，我说几个人，您一定认识：

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

对，这些人都是陈襄举荐的，尤其是苏轼，他和陈襄关系极好，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同僚，在一个办公室里上过班，即熙宁七年时，陈襄任杭州太守，而苏轼则任杭州通判，俩人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情投意合，感情深厚，当年秋季，陈襄调任陈州，苏轼极为不舍，还为陈襄写下了《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一词相赠：

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

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苏轼如此奇才，何以佩服陈襄的为人呢？多半和陈襄刚正不阿的性情有关。

陈襄做官时，有一次曾为朝廷出使辽国，到了辽国之后，辽人自大，瞧不起宋人，筵席之上专门给陈襄设置了一个极小的座椅，以表轻视，陈襄据理力争，不肯就坐，甚至还和辽人吵了起来，最后不欢而散。

当然了，这是后话，这里自不必多提，蒲城县富户失窃，案发时，陈襄不过初入官场，经验尚浅，那他能料理好这桩案子吗？

您别说，陈襄还真有办法。

（苏轼）

首先，陈襄把当地曾经有偷盗前科以及官差排查有嫌疑的人全都召集到了一起，因为他知道就算是神偷，能做下这种不留痕迹的案件，那也必然是对当地情况很熟悉的人，甚至对富户的家里也很熟悉，这案子铁定是本地人犯下的。

官府近来没有签发路引，这人犯了案子，一时半会也跑不出去，所以这位神偷必然在这群人之中。

缩小了人群，那么破获案件的希望就变大了，但是问题是，几百号人被召见到官府里，也只是问话传讯，谁也不会主动承认案子是自己做的，更不会有人好端端的就认罪。

你也不认罪，我也不认罪，他也不认罪，你陈襄也只能干瞪眼。

但是，陈襄敢这么安排，他就一定有办法。

一群人到了官府之后，在陈襄的安排下，由十来个官差押着，全都转移到了蒲城县的一座寺庙里。

具体是哪座庙，书里没写，但是根据作者猜测，应该是蒲城县的云峰寺。

云峰寺，大唐贞观年间所建，太宗李世民还亲自敕封：安禅奉佛祝圣道场。

此间寺庙，坐南朝北，气派宏伟，重檐歇山顶，金碧辉煌，威严不可冒犯。

这间寺庙里，有一口大钟，体积庞大，放在偏殿房中，据当地百姓说，非常之灵验，有通灵之能。

（寺庙偏殿）

陈襄把这帮人带到寺庙的偏殿，指的半开的房门中的那一口大钟，十分神秘且严肃的说，这口大钟啊，汲天地之灵气，神佛之韬晦，很通人性，能占卜吉凶，预测未来，区分正邪，今天把你们叫来，不为别的，只为咱们蒲城县这一桩失窃案，陈某才疏，不能亲断，可大钟有灵，诸位只要问心无愧，把手放在钟上，自然是一试便知。

原来，陈襄告诉大家，说这大钟吧，它明确的知道谁是贼人，也能知道这东西到底是谁偷的，现在我们只要依次进入到这个房间里去，用手触摸大钟，如果偷盗的案子不是你做的，大钟纹丝不动，安然无恙，可如果你正是作奸犯科的贼人，存心不轨，居心不良，只要你一摸这口钟，它就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说完之后，陈襄还大摆排场，带着衙门里的大小官差是沐浴更衣，上香叩头，反正这一套一套的整下来，是非常的庄严肃穆，而且很正式，一点也不像是在开玩笑。

仪式弄完之后，这群人则依次走入房间之中触摸大钟，约莫半个多时辰，所有人都把大钟摸了一遍之后，陈襄突然快步疾行冲到人群之中，抓住一个人的手，当即大喊：

此人就是盗贼！

这可倒是奇怪了，因为说到底这所谓大钟可以辨别真凶就是个噱头，在现代科学看来完全是不合理的，而且这帮人明明每个人都摸过了一遍大钟，但是钟声却没有响起过，那么按照这个理论，这帮人里应该没有盗贼才对，陈襄何以冲过来随便抓住一人，就扬言人家是盗贼呢？

其实，陈襄进士出身，读圣贤书，侍孔孟师，他是见过世面的人，区区坊间谣传，他又怎会相信？身为朝廷命官，把断案判罚的职责系于寺庙里的一口大钟之上，岂不是荒诞可笑？

但是，陈襄不信，不见得别人就不信。

（大钟）

我们的古人，敬天命，信鬼神，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上天虽然不会说话，不会言语，但是却时刻监督着人们的行为，人做得好，就有好事发生，而人做得不好，也会有可怖的事情出现，陈襄之前通过语言和行为已经给这些人一遍又一遍的加强了心理暗示，别人问心无愧，到房间里肯定也敢把那大钟摸上一摸，可做贼者必然心虚，哪怕他对陈襄说大钟能通灵的事情将信将疑，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生怕万一摸了大钟之后，大钟果然阵阵作响，岂不是当场就把自己抓了个现行？所以别人进了房间都用手触摸大钟，只有被陈襄抓出来的这个人，进了房间是双手一背，别说手了，就连衣角都生怕沾上大钟一点，只不过在房间里左右踱步，随即便出来了。

那么奇怪了，房间里没有官差监视，那个年代屋里也不可能安装摄像头，陈襄是怎么知道这人一定没摸大钟呢？

原来，陈襄老早就在大钟上涂满了墨汁，他在这大钟上早就做了这巧妙的手脚，所以当天但凡到房间里去触摸大钟的人，手上必然沾染墨汁，几百号人进到屋子再出来，您往他们手上一看，都是黝黑一片，只有这人，双手白净，一尘不染，说明他根本就没接触到大钟。

既不肯摸钟，必然有疑，陈襄立刻把这人捉出来审讯，此人神情慌张，手足无措，几番对峙之下，供认不讳，很快就交代了自己到富户家偷盗的行径。

一桩悬案，就这么破了。

这样的悬案，陈襄在蒲城县不止破获了一桩，他任主簿期间，不仅亲决大案要案，还劝学兴农，百姓爱戴，素有好名，因此被朝廷赏识，调为台州仙居令，之后又赴京上任，王安石变法期间，因其坚决反对新法，又被外放，履任杭州太守，这才有了他和苏轼的一段君子之谊。

陈襄的名气，自然不足文豪苏东坡，但悠悠青史，何尝又不是为此等人所著呢？

参考资料：

《宋史》

《梦溪笔谈》

论宋代官员黜降原因. 程天芹.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

唐宋间选官文书及其裁决机制的变化. 刘后滨.历史研究,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