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一般来说，通过禅让程序建立的王朝都要继承前朝的政治资源，所以，前朝的痼疾必然会束缚新朝的发展。司马氏通过禅让程序接手了曹魏的江山，故而曹魏的主要矛盾也转移到了西晋王朝身上。西晋为了解决矛盾又做了大封诸王的设计，结果，过犹不及，又引发了新的矛盾，最终葬送了帝国。

公元265年8月，司马昭去世，12月，晋王司马炎接受了魏帝曹奂的禅让建立了大晋王朝。

和曹魏一样，西晋的江山同样是通过禅让程序建立的，所以就必须继承曹魏的政治遗产。而事实又是，曹魏的江山虽然是曹操经过多年的苦战打下来的，用战争和法治消化了一部分旧势力，但曹丕在改朝换代时还是不得不拿出九品中正制的方案以出让人事权给世族来换取他们的支持。

因为，世族群体是自西汉末年经过东汉帝国的全周期成长起来的庞大势力，曹操在短时间内肯定不能撼动他们的主体地位，曹丕必须得向他们做必要的妥协才能稳坐江山。

在曹丕和曹睿时代，曹魏还可以凭借远支宗室来制衡这一群体，但随着魏明帝的驾崩，司马懿成为辅政大臣，世族又逐渐掌握了话语权，成为帝国的主导。高平陵政变之后，世族崛起，实现了对帝国的全面控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曹魏只能算是一个过渡，西晋本质上继承的是东汉王朝的遗产，为皇帝与世族共治天下的格局。

司马氏虽然经过了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两代三人对旧势力的消化，但也只是打击了部分忠于曹魏的旧势力，世族执政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等于说，折腾了这么久，天下还是回归到东汉时的局面，实现了袁绍所希冀的梦想。如此，三国的乱世也就有了一个新解：世族通过战争的形式重新对权力和利益进行了分配。

西晋和东汉的区别只是，世族的代理人由刘氏换成了司马氏。

所以，西晋开国其皇权就被世族势力全面压制。为了维护皇权，司马氏就必须得出台相关压制世族的方案。司马炎给出的方案是：大封司马氏为王，以宗室来制衡强大的世族势力。

于是，司马攸被封为齐王、司马亮被封为扶风王、司马伦被封为琅琊王、司马机被封为燕王...只要是司马氏的直系血亲几乎都佩戴上了“诸侯王”的身份标签，享受了司马氏开国的红利。

而且，西晋的藩王绝对不只是单纯的名誉称号，而是手中掌控着一定数量的军队，是绝对的实力派：

司马氏藩王以郡为国，二万户以上的为大国，设置上中下三军，兵额为五千人；万户的为次国，设置上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兵一千五百人。

这次分封，分为王、公、侯三等，公国和侯国照样配置了一定数量的军队：郡公的配置如诸侯王的小国，为一千五百人；郡侯为一千一百人；县王领兵数额和郡侯一个等级，为一千一百人。

和西汉一样，藩王成为拱卫中枢的核心力量，区别只是：西汉的藩王是为了制衡强大的功臣派；西晋的藩王是制衡庞大的世族群体。

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皇权。

西晋大封宗室来维护皇权 图源/剧照

其实这件事早在司马炎还是晋王时就已经开始在做，当时，司马炎命裴秀负责这件事，对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所对应的封国大小都进行了制度化规定。比如，县公拥有的土地为七十五里，共计一千八百户；大型侯国为七十里，共计一千六百户...

建立晋朝之后，晋武帝只是对这个分封体制进行了升级而已，本质上都是让司马氏家族来掌控帝国的土地、人口、军队等优质资源。至于功臣和世族，则只能被封为郡公、郡侯的爵位。

当然，西晋分封也是为了修补曹魏的bug，是为了预防朝廷出现危机时无人勤王的危局。

这还不够，277年，司马炎还进一步将诸王的领地进行了调整，就是让那些领兵的司马氏王爷们的镇守地和他们的封地合二为一，比如，司马伦被改封为赵王，镇守邺城；司马骏被改封为扶风王，镇守关中...

这样，司马氏藩王在领兵的同时又能用心经营其封地，将其打造为自己的独立王国。

再加上藩王在御边的同时还能加强和胡人势力的联系以强化自己的实力。八王之乱时，诸王是大力引入胡人势力来协助自己冲击洛阳朝廷，同时打击别的藩王，以实现垄断朝政的目的。

而且，司马氏诸王许多在朝中还有重要职位，如此又方便了他们在洛阳朝廷积累政治资源。这样，司马氏诸王可就不仅“强藩”这一个标签，随着在洛阳政治资源的积累，他们极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发展为权臣。

因为，地方军权完全可以助推他们在朝中的经营行为。

人的欲望都是随着地位的跃升而不断膨胀，司马氏诸王凭借血缘红利、朝廷地位、地方军队这几个方面的优势，其问鼎之心被激发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点，刘邦当年虽然也大搞分封，但是却通过对诸侯国丞相等核心岗位人事权力的掌控，控制着地方藩镇。而且，诸王也没有在朝中任职，根本没有机会在国都积累政治资源，其对朝廷的威胁在长时间内处于一种可控状态。

而晋武帝呢，却将一切军政核心权力都向诸王开放，这就无形中给帝国埋下了不稳定的雷。武帝在时，还可以凭借军功压制诸王，维持表面的平衡，武帝驾崩，局面立马就会失控。

就算如此，朝廷依然有避坑的可能，那就是在武力层面要维持对地方的优势，西汉为什么能平定七国之乱，就是因为，朝廷有强大的禁军，凭借关中的武力和资源优势，西汉成功度过了自开国以来的最大危机。

当然，灭掉地方势力也是执政的功臣集团的共同诉求，作为功臣的二代，周亚夫肯定要维护集团的利益。

七国之乱后，朝廷和地方又回归均势状态，地方既不能威胁到朝廷的权威，朝廷又可以在功臣和藩王之间打平衡的牌。

所以，西晋朝廷只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常备军，也能暂时压制诸王势力，让诸王履行其拱卫朝廷、防御外患、制衡世族的义务。

但司马炎的行为就有点让人看不懂了。太康元年（280），西晋在灭掉东吴之后武帝为了向天下表明息兵的意志果断将州郡的军队给裁撤掉。裁军之后，大郡保留了百人的武装，小郡只有五十人。

直接就是清零的节奏。西晋开国就是外重内轻的格局。按照历史规律，外重内轻必然会引发强烈地震，变数只是爆发时间的早晚而已。

西晋开国就是外重内轻的格局 图源/网络

对于潜在的危局，西晋还是有明白人的，山涛就曾建议武帝：“孙吴虽然被灭了，但这并不代表天下就会从此大安。为国者万不可忘记备战，坚决不能裁撤州郡的武备。”

中心意思只有一点：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是一个王朝的大忌。但晋武帝根本不听。

对于晋武帝的执着，我们读史的人也不能站在上帝的视角过于非议。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武帝不可能不明白裁撤州郡武备的后果，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免世族在掌握权力的同时又控制军队。

看看西晋灭吴之战时的阵容，掌军的不是宗室就是世族，而且，武帝以贾充为灭吴总指挥也是为了让世族积累军功以安抚他们的不满情绪。

天下大定之后，世族手中不仅有权力，还有军功，如果继续让他们掌军，那么对于朝廷就绝对是灾难性的后果。灭吴之战时，贾充等人一力否定武帝的决策，统一之后，世族就更是垄断了朝廷的话语权，武帝当然不敢让他们继续掌军，以防他们架空皇权。

而为了不让世族掌军，就只能公然削掉朝廷直辖州郡的武备。

其实裁撤州郡的军队早就是晋武帝的既定计划，在灭东吴之前，西晋就已经完成了对宗室的分封，只是因为要平灭东吴，所以才暂时没有动州郡的军队。

东吴被灭之后，裁撤州郡的军队自然就成了晋武帝的必然动作。

等于是西晋的藩王不仅是制衡世族的主体，同时也承担着守边的重任，武帝将帝国的所有潜在威胁都分摊在藩王身上。

为了达到更好的制衡效果，武帝还培养了外戚势力，形成外戚、藩王和世族三方势力互相制衡的局面。

但是，世族和外戚虽然掌握着政治资源，还是根本没法与手中有军队的藩王博弈。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政治上的权力是背后的军队给的，西晋本质上已经是藩王一家独大的格局。

只要作为裱糊匠的晋武帝去世，乱局马上就会开演。

结果大家都知道，晋武帝驾崩之后，西晋的乱局就在一天天升级，先是贾后乱政，接着就是八王之乱，完了就引发了五胡乱华，晋室南渡。

贾后乱政只是引子 图源/网络

我们不必将责任都归咎于贾南风身上，毕竟一个女人的能量还不足以左右天下局势，藩王以武力优势冲击朝廷中枢是迟早的事，贾南风只是给了诸王发难的借口而已。

这里还必须得强调一点，八王之乱之所以会给西晋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还在于西晋严重的世庶矛盾，士人阶层在世族垄断政治资源的现实面前，为了享受资源分配，就果断迎合了八王的野心。

还是自东汉以来就形成的世庶矛盾，西晋继承了东汉和曹魏的政治资源，也必然会遭受这个矛盾的冲击。

同时，西晋还继承了前朝的胡汉矛盾。从东汉开始，胡人就大范围内迁，和汉人杂处，三国时代，由于气候和战争的同时影响，胡人内迁就进入加速状态，晋武帝时已经形成关中汉人和胡人五五开的局面。

当八王之乱上演后，胡人势力也就趁乱在北方攻城略地，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等于说是，胡汉矛盾、世庶矛盾、朝廷和地方的矛盾共同导致了西晋的灭亡。

而这一切的根源又是，西晋通过禅让继承了东汉和曹魏的政治资源，为了解决矛盾，就做了藩王典兵的设计，同时裁撤了州郡武备，结果又造成了新的矛盾，最终引起了所有矛盾的总爆发，以燎原之势灭亡了西晋帝国。

所有通过禅让开国的王朝都很难走出这座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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