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煞费苦心设计的托古改制，最终被证明是完全失败了。这位儒家帝王，本意是想造福万民，结果却是害惨了万民。他的失败，集中体现了儒家“思想巨人，经济矮子”的特质。从古到今，儒家都拥有超越现实的超级关怀，却缺乏扎根现实的具体指导。王莽是如此，后世的范仲淹司马光也是如此（虽有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可惜其思想在清代又遭到压抑）。事实证明，满嘴的理想主义并不能救世；历史是无情的，社会实验不像科学实验，失败了就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王莽并不知道，在一片反对声之中，历史已为他掘好了坟墓。
可是，王莽还不满足于国内改制，为了实现其“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儒家理想（注1），为了做一个怀柔远人、万里贡赋的儒家圣王，他竟然放弃了西汉以来务实理性的羁縻外交，而在承平日久的太平世道到处挑事，大搞战狼外交——他认为匈奴既然投降了，就应该改名字，“匈”什么“凶”啊，改名“恭奴”好了，“单于”也不要叫了，改为“恭奴善于”，或者干脆叫“降奴服于”好了，这样他们就老实了；另外，东北的“高句丽”也被改名为“下句丽”，还有琅琊被改名为“镇夷”，长沙改名为“镇蛮”，天水改名为“镇戎”，雁门改名为“镇狄”。汉宣帝所谓“俗儒眩于名实，不知所守”，指的大概就是王莽吧，他这些改名举措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严重损害了边疆各族的民族感情，边乱遂起。
看到各族反叛，王莽也不含糊，直接就干，不仅发兵二十万，攻打西南夷，更征召天下囚犯、壮丁，加上正规军队共三十万人，由12位将军率领，兵分六路进攻匈奴，如此既可将大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耗费在边疆去除其造反之可能，又可开疆拓土建功立业，岂不妙哉？王莽被自己一石二鸟的天才战略陶醉了，于是下令前线将士，此役必将胡人尽数远驱至丁零（今贝加尔湖以西地区），然后将其国土人民分为十五份，立呼韩邪子孙十五人皆为单于，谋采“以夷制夷”、“分而治之”之策，将匈奴彻底瓦解消灭。为了树立榜样，王莽还花了1500金的巨资引诱了匈奴两位贵族前来归顺，并封他们为孝单于、顺单于。
好强的气魄，好大的志向，可惜是志大才疏，大言不惭。这种连武帝、宣帝都做不到的宏大功业，王莽却勉强去做，当然只会将这个已被他折腾的伤痕累累的帝国，再置身于刀山火海之中，促其崩溃。更搞笑的是，王莽非要等三十万大军到齐了再出征，以示军威，然而路有远近，加上有的将领不愿出征，故意拖延，导致先到的军队在边境闲置了一年多，虚耗钱粮，骚扰地方，等到大军终于到齐了，王莽已完全供养不起；而这些临时征召的士兵很多都是赎罪的囚徒，本身就素质不高，没饭吃便开始调转枪头大肆劫掠边境百姓，而官吏也借机压榨民众，大肆牟取私利。边境百姓们已经享受了几十年的和平，人口滋盛，遍地牛羊，很多人甚至这辈子都没见过传说中的所谓匈奴狼，可没想到最后竟被自家的臭流氓给欺负了，最终只能抛弃家园，离乡背井，流落山野，大批大批饿死，史载“缘边大饥，人相食”。
短短七个字，多少血泪，多少残酷，多少人间悲剧。
结果，这场可笑可悲的对匈战争前后持续了四年多，每年都要挥霍掉全国半数的gdp，却没干死一个匈奴人，反自己干死自己几十万。匈奴又趁机入寇，频频侵入边郡，边郡已被自己人折腾够了，哪里还能抵挡，结果雁门郡、朔方郡的太守、都尉先后战死，被掠去北方的吏民财产不可胜数，边境仿佛回到了最惨的汉初时期。
而另外一边，攻打西南夷的军队也遭遇了大规模瘴疫，损失惨重，史载“士卒疾疫死者什之六七，赋敛民财什取五”。
短短十七个字，多少血泪，多少绝望，多少人间悲剧。
王莽对西南夷的用兵前后更达七年之久，起因只是由于王莽想将西南夷王降级为侯，句町王不同意，王莽就派人将其诈杀，从而导致其国反叛——多愚蠢的一个外交事件，竟又莫名害死了几十万人。另外王莽还做了很多蠢事，逼反了西羌、西域与高句丽，以至新朝的各方边境战火纷飞，各族人民苦不堪言，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民选”皇帝，庸众多年狂热的颂歌已将王莽造就成不可一世的妄人，他蛮横专断，愚妄昏庸，他本想将人间变成天堂，结果却将人间变成了地狱。
直到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才被迫召回了各路大军，转用国内平乱。
原来，上天连半点试错的机会都不肯给王莽，在接二连三的人祸之后，马上就是此起彼伏的天灾，这成为了压弯王莽新朝的最后一根稻草，一场巨变终于呼啸着席卷而来，整个世界彻底疯狂了。
在王莽称帝后的第三年，公元11年，黄河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以上决口，河水泛滥至河清郡以东数郡。此前，王莽虽已征召了全国上百名治河专家，专门开了个会讨论治理黄河问题，并整理出若干方案上报朝廷，但王莽当时正推动大量改革上马，并无精力予以推动执行，结果“但崇空语，无施行者”，最终啥也没干，后来又因为河决东流使其祖坟不受威胁，便主张干脆不要堵口，任其泛滥，结果竟导致黄河完全改道，最终在河北平原上冲出了一条五百多公里长的新河道，如此大河灾（注2），对黄河下游地区的农业与灌溉系统，无疑是致命性的打击，一时间，农田被冲毁，千里皆泽国，百姓饿死淹死，随波漫流，又导致瘟疫横行，而海量的灾民四处逃灾，又得不到政府的有效安置，只能四处游荡抢掠，导致未受灾的地区也变成了灾区，流民如滚雪球般一路壮大。
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四月霜降，冻死了沿海各郡很多庄稼，接着北方边塞之乱又让大量灾民涌向南方，接着又涌入关中，据说当年长安就有流民数十万，啼饥号寒之声震撼宫阙。
次年，邯郸以北降下大雨，水深数丈，又淹死数千百姓。
再次年，关东地震，又大雨雪，雪深丈余，农作物尽皆枯死。
天凤四年（公元17年），帝国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旱灾加蝗灾，其面积之广，其灾害之甚，让几乎整个中国的农业濒临瘫痪，最严重时洛阳以东的粮价竟暴涨至一石两千钱，这样老百姓们再也没有活路了，于是全国各地都陆续爆发了流民起义，这些流民刚开始并没有什么政治目标，更没想过要改朝换代，一切的一切，只是为了紧抱成团活下去。史书上也说他们“常思岁熟得归乡里”，就是逃出来四处打打秋风，混一口饭填饱肚子，熬到下一茬粮食熟了，还得回家过日子。
率先发难的是盘踞于会稽郡的瓜田仪，以及自琅琊入渤海为寇的酿酒商人吕母（这恐怕是中国第一个史书有记载的女海盗），紧接着内地荆州又爆发大饥荒，百姓们无以为生，便逃入山泽之中，挖掘凫茈（一种野生荸荠）充饥，过上了原始共产主义生活。可就这野荸荠也不够吃，大家因此多起纠纷、互相残杀，关键时刻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属江夏郡）人王匡、王凤挺身而出，居中调停，评理争讼，要大家不要内讧，内讧不如抢大户，众人以为有理，乃公推王匡王凤二人为首领，合众八千余人啸聚于绿林山（今京山县大洪山，位于江夏郡与南阳郡交界处）中，靠掳掠附近的村庄集镇为生。这便是所谓的绿林好汉了，他们虽是强盗，却纯属“逼上梁山”，从没想过造反，就连城镇都不敢去攻打，更不敢杀各郡县长吏。即便大革命爆发后（22年），荆州牧率兵两万前来镇压绿林（注3），被绿林第一好汉马武给逮着了，马武这么猛，也不敢杀荆州牧，只敢杀死他身边的陪乘过过瘾。当然，后来他们性质有所变更，那是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后的结果。
对于这些聚众为乱的流民，王莽一开始也不想大举镇压，他毕竟是个饱读诗书的皇帝，心中自有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他很清楚没有百姓愿意冒着杀头的危险当强盗，这一切都是被那该死的灾荒给逼的。所以王莽立刻派出了使者，去各地发放救济粮，表示要赦免这些作乱的灾民，要求他们回归田里。
然而王莽错了，灾民们最怕的其实不是灾荒，而是如狼似虎的官府。有了灾荒不要紧，只要官府援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再大的困难也能挺过去。然而这年头官府比灾荒还狠，不仅不帮大家灾后恢复生产，反而使着劲儿的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甚至对已被赦免归乡的流民秋后算账，打击报复。王莽发下来的那些救济粮，也大多被他们雁过拔毛，根本到不了灾民手里。更可恨的是，有些贪官竟然截留了救济粮到市场上高价去卖，把这些钱当成自己的省钱政绩，结果居然被“赐爵封城”。大家于是看透了新莽朝廷，对官府不再抱有幻想，不如继续游荡、继续战斗，这样就算死也死个自由快意。
为什么官府会变得如此凶狠呢？要知道自宣帝以降，朝廷一向以德选官，官员们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何况是搞得这样丧心病狂。其实这一切还是王莽自己造的蘖，原来就在绿林起义的前一年，王莽为改革财政，制定了一个新的薪俸制度，即按地方的年景收成好坏进行浮动核算。听上去似乎很先进，颇有现代“绩效激励体系”的意味，从此，官员们为了自己的薪金，都会为达成当地政府的“GDP”与“KPI”而努力，这是多么的科学与超前哪，新莽王朝是否会因此触底反弹，绝处逢生呢？
恰恰相反，这项先进制度正是压倒新莽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凡做过人事与薪酬工作的同学都知道，算绩效算奖金是每个月最头大也最辛苦的几天，如今我们有了先进的数学模型与计算机都如此，两千年前可想而知。而且王莽的KPI考核体系非常“烦碎”，有关部门根本无从核算，最后竟被逼无奈停发了所有官员们的俸禄，大家伙无以为生，当然也只好从百姓身上下手，这又能怪谁呢？
而王莽对自己导致的吏治败坏不但不反思，不去出台一种更有效手段来进行监督整风，反而更加乱来，居然开始追查起自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近十年来所有“为奸利增产致富”的“军吏及缘边吏大夫”（注4），没收其财产的五分之四，比汉武帝的告缗还要狠，有的官员早就死了也不放过，父债都要子偿，并命令下级揭发上级、仆人揭发主人。这一下掀老底掀的太狠，官员们狗急跳墙，竟变得更加疯狂了，疯狂的欺上瞒下，与王莽做对。这可真是不怕流氓有理想，只怕有理想的皇帝耍流氓，折腾的天下的官员和百姓都变流氓，这个世界就悲剧了。
然而在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后，王莽竟仍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他还总以为百姓作乱，乃是贱民的劣根性发作，不然自己派了那么多官员，发了那么多救济粮，还如此仁慈的赦免了他们的重罪，他们怎么会完全不领情仍要造反呢？如此之猖狂刁猾，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其运不久，其罪当诛也！于是他看着面如土色的满朝文武，大吼道：慌什么？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微弱荧火，还敢与日月争辉？贱民无知，且看我新朝大军一至，群盗转瞬覆灭！
归根结底，王莽虽然有着绝对的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但他毕竟长年在京师，从没有担任过郡县长官，没有地方行政经验（注5），对底层社会的了解更是相当贫乏。让这样脱离实际的儒臣做皇帝，结果就是这么可悲，可怜，可叹！
注1：出自《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注2：黄河是条灾难深重的河流，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计，3000年以来，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约1500次，但决口只是小灾，最可怕的是改道。每次改道都会制造出上千里的黄泛区与数以百万的灾民。据统计，历史上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其中有6次重大改道，号为“黄河六徙”，第一次是公元前602的春秋时期，不过当时天下人口稀少，河北一带几无人烟，故此次改道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第二次就是王莽这次，造成黄河泛滥于济、汴之间常达60年之久。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治河，河道才得以固定。此后黄河安流了六百年，至唐末水位淤高才开始不稳定，至北宋年间再次改道。
注3：早在此前两年（地皇元年20年），王莽见“四方盗贼多”，便给予地方官军权，并“赐州牧号为大将军，郡卒正、连率、大尹为偏将军，属令长裨将军，县宰为校尉”，让他们自行募兵镇压各地“盗贼”（《汉书·王莽传下》）。
注4：见王莽天凤五年（18年）诏。如前所述，由于王莽起衅四夷，边地大量的军事活动引发了大量的军事腐败，所以这些边郡官员是首要被处置的。
注5：天凤元年（14年），王莽曾下诏说要在这一年之内去东南西北四方巡狩，还说要朝廷自备干粮，一路上不接受各地的供给，以免骚扰地方。且不说一年之内能不能走完这些地方，光靠朝廷自备干粮这就很不靠谱，足见王莽对中国实际地理与基层情况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