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初四，唐顺宗李诵因健康问题让位给了太子李纯，自称太上皇。

八月初九，时年二十八岁的李纯继位，是为唐宪宗。

身为安史之乱后的第五任帝王，他能交出一份什么答卷？

能否实现从肃宗开始就一直期盼的中兴大业呢？

一上任，宪宗的姑祖母兼岳母，升平公主就送来五十名女仆。宪宗婉拒道：“上皇（指顺宗）从不接受进献，朕又怎敢违背！”

不久，荆南节度使也送来两只寓意长寿的长毛龟。宪宗颇为反感的说：“朕重视的是贤良！类似嘉禾、神芝这样虚幻的祥瑞，今后只许依制申报礼部，不要再向我报告。至于珍禽异兽，一律不准进献。”

这样的做法，让人不禁联想起他的祖父德宗李适继位之初的样子。但凡新任帝王，总会通过几件小事来体现自己的圣明！

紧接着，宪宗委派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赴江淮一带巡察百姓疾苦。

处理完了手头一些必不可少的应景工作，宪宗随即着手组建自己的宰相队伍！

因顺宗在位仅有短短八个月，目前这套官僚体系基本沿于德宗。德宗猜忌成性，晚年又懈于政务，官员缺编严重。即便是在位的那些高官，也是要么贪婪无度，要么因循苟且，没什么真正想事、做事的人！

靠着这套人马打天下，别说中兴大业无望，即便想要维持现状，恐怕都会很难！

在新人尚未涌现之际，那就只能在被德宗冷落的老臣中去寻找挖潜。

尚书左丞郑馀庆，曾在贞元年间做过宰相，后因一点小事被德宗贬为郴州刺史，几经浮沉又调回朝中。他虽无过人才华但也老于政务，为人方正沉稳，很有操守品行。

翰林学士郑絪，两次临危受命，起草顺宗、宪宗的继位诏书，在宦官威逼下表现的颇有胆识。

还有太常卿杜黄裳，曾做过名将郭子仪的幕僚，才识过人，却因受到奸臣裴延龄排挤，十年没有升迁一职。

宪宗将他们全部用为宰相，于是一个以杜黄裳为主的参政班底开始运转！

另外，原御史中丞武元衡，其曾祖武载德是女皇武则天的堂兄弟。顺宗在位时，他因不愿加入“二王、八司马”一党，被王叔文找茬贬为右庶子。这次也官复原职，不久改任户部侍郎，后来接替杜黄裳担任宰相，成为第二个对宪宗影响较大的能臣。

一次，宪宗与众宰相就“帝王是勤于政务的好，还是拱手无为的好”这一议题展开讨论。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宪宗是有考虑的，因为他祖父德宗就是一副事事亲为的作派！

杜黄裳道：“帝王既要承续宗庙社稷，又需安抚天下黎庶，日夜忧心操劳于政务，原本无暇安逸。然而满朝文武各有职责，国家政务也有轻重缓急之分。如果帝王能审慎遴选天下英才，将他们放到合适岗位，有功行赏有罪惩处，选拔任用公平公正，又有谁会不尽心本职，朝廷的大小事务又何愁不能做好！”

“聪明的君王把主要精力放到选用贤良上，这是虞舜能无为而治的主因。至于刑狱、采买这类繁琐事务，自有职能部门处理，无须君王劳心费神。”

“从前秦始皇亲自称量奏疏重量，魏明帝在尚书省检察公文往来，隋文帝勤于政务护卫只能站着就餐，这三位帝王都以勤奋著称，对当时政务却未产生多大益处，反倒招来后世取笑，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领悟身为君王的大道。”

“君王最怕不能推诚以待，臣下最怕无法竭尽忠诚。如果君王猜忌臣下，臣下欺瞒君王，这样还想奢求天下大治，岂不太难！”

宪宗听得格外认真，连连点头称是，这番话对他今后的施政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配好了宰相队伍，宪宗开始面向社会选拔人才。

贞元元年（806年）四月，他亲自组织殿试，考核由各部门举荐上来的贤良。

校书郎元稹、白居易，监察御史独孤郁，前进士萧俛、沈传师名列前茅。

宪宗当即任命元稹为左拾遗、白居易为周至尉兼集贤校理、萧俛为右拾遗、沈传师为校书郎。

左、右拾遗均为谏官，至于集贤校理、校书郎，可理解为后备翰林，官职不高却可直言朝政。

这些人里，除去沈传师年过四十，其他都是三十左右的青年才俊。后来，元稹、萧俛均官至宰相，而白居易、独孤郁、沈传师也都各有成就！

元稹为人最为精明，也最具政治头脑。拾遗命令一下，他立刻上疏：“当年太宗让王珪、魏徵担任谏官，时刻陪伴左右。但凡有三品以上官员奏报国事，都会安排一名谏官跟随，以便随时纠正过失，天下因此得以大治！”

“反观如今，谏官既无法得到单独召见，也没有参预朝政的机会，每天只是与普通官员一样，列队朝见而已。愿陛下能经常在延英殿面见谏官，让他们畅所欲言。不要仅仅将他们放到谏官位置上，却又疏远他们！”

不久，又上疏指出：“有人讲实话，敢于讲真话，是天下大治的预兆！当初孙伏伽因一件小事劝谏，让太宗大喜过望，重重赏赐了他。所以在那个时代，朝臣只怕自己意见提的不够深入，根本不用考虑触犯禁忌。陛下继位已近一年，还没听说有谁像孙伏伽那样受到赏赐。臣等身为谏官，一直得不到召见。每次站到官员队列里，弯腰低首连大气都不敢喘，哪有闲暇去评价朝政得失！我们这些人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地位疏远的大臣！”

元稹又针对贞元年间，王伾、王叔文依靠取媚太子李诵得宠，在其继位后几乎扰乱天下的事进谏，劝宪宗早点挑选德才兼优的饱学之士辅导各位皇子。

元稹这三次上疏，精准把握住了宪宗的关切，宪宗对他极为欣赏，经常向他询问国事。

与元稹刻意为之的做法不同，白居易平时喜欢通过写诗的方式反映时政，他的诗受众很广，甚至有百余篇流传到了深宫。宪宗读后大喜，将他提拔为翰林学士，直接参预朝政。

元和二年（807年）正月，七十二岁高龄的宰相杜佑告老还乡，郑馀庆也因受奸人所害，改为太子宾客。

杜黄裳辅佐宪宗平定西川叛藩刘闢，有经世济民的大才，却不太关注朝堂上的礼仪小节。出于保护，同时也是为了发挥他的优长，宪宗让他以宰相身份出任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

与此同时，升任户部侍郎武元衡、翰林学士李吉甫为宰相！

李吉甫接到诏令，感动的涕泪横流，哽咽着对中书舍人裴垍说：“想我流落江、淮十五年无人过问，没想到圣恩如此浩荡！身为宰臣，报答皇恩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举荐贤才。但是年轻一代的官员，我认识的很少。你向来眼光独到，如有这方面的资源，希望能毫不保留的推荐给我。”

裴垍当即写下三十人名单交予李吉甫，数月内李吉甫将他们一一任用，一时好评如潮！

文官选用得人，在边将人选上宪宗同样重视！

同年四月，宪宗委任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出任朔方、灵、盐节度使，统一节制驻防上述地区的神策、定远、盐州等军，用以解决德宗期间边军一州一地互不统属的痼疾。

范希朝是资深老将，出自邠宁军，屡立战功，在军中素有威望。他的到来，极大加强了大唐的北部边防。

【02】

自古帝王多猜忌！

从安史之乱后的几任帝王看，肃宗、德宗如此，性格偏柔的代宗同样如此。宪宗的猜忌心也不是没有，只是与肃宗、德宗两个犟头相比，他听得进劝、拎得清轻重。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暗中与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卢龙节度使刘济结交，对外却声称要替朝廷谋取太行山以东土地，擅自领兵东出。

宪宗诏令他即刻返归潞州（昭义治所，今山西长治），卢从史以在邢、洺二州筹措军粮为由，逗留很久方才离去。

此事过后，宪宗密召翰林学士李绛，对他说：“有件事很反常，朕本不愿说。朕曾令郑絪拟旨，先让卢从史返回潞州，再征召其入朝。郑絪却将此事泄露给了卢从史，致使卢从史托故滞留河北。身为臣子，他竟如此辜负朕，朕该怎么处理他？”

李绛毫不犹豫的说：“如果真是这样，抄灭九族都不够！但是此事重大，郑絪、卢从史肯定不会自己透露，陛下您是怎么知道的。”

宪宗道：“是李吉甫密报给朕的！”

李绛说：“臣私下听大臣议论，称郑絪为佳士，以他的品行操守，恐怕做不出泄露机密的事。这或许是同僚中有人想独揽朝政，忌恨郑絪蒙您宠幸。愿陛下审慎调查，切勿让人说陛下轻信谗言。”

宪宗沉思片刻，道：“你说的对，郑絪做不出这种事。多亏有你，否则朕险些犯下过失。”

李绛的秉公直言保全了郑絪，让宪宗对他愈发信任，经常与他谈论政务。

一次，宪宗问李绛：“朕发现谏官的所谓谏言，大多是毁谤朝政的无稽之谈。朕准备贬黜一、两个特别过分的以儆效尤，卿认为怎样？”

李绛答：“这主意一定不是出自陛下，肯定是有奸邪小人想堵塞陛下耳目！”

“臣子的生死取决于陛下的喜怒，天底下敢向陛下反映真实情况的能有几人！即便有向您进言的，恐怕也都心存畏惧，生怕哪句话会触犯到您，对奏疏百般修改。待呈报到您那里，他原想表达的意思还剩下十分之二三就不错了！所以君王孜孜不倦的让谏官进言，还怕他们不敢讲，何况加罪他们！如果这样，那就形同堵塞言路，恐怕不是江山社稷的福分！”

宪宗欣然允诺，没有贬黜谏官！

【03】

纵观大唐历任帝王，性格虽各有不同，但大体上呈现出两种人格类型：一种是以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果决型人格，一种是以高宗李治为代表的柔弱型人格。

太宗、玄宗、肃宗、德宗基本属于前一类型，主要特征是脾气急躁，做事干练，易怒；高宗、中宗、睿宗、代宗、顺宗则属于后一种人格，相对宽和，包容性强。

从宪宗处事风格看，无疑属果决型人格。这种人格在正能量占优时，往往体现的比较清醒，能分清是非，对丑恶现象深恶痛绝，可以做出一番开拓性事业。可一旦负能量爆棚，则会猜忌十足，糊涂固执，继位不久的宪宗正处于前一阶段。

德宗遗留下来的弊政很多，虽然顺宗在八个月内的“永贞革新”中，废除了民愤极大的“宫市”与“五坊小儿”，但这只是触及到了表象，官场上行贿受贿、享乐奢靡的歪风邪气仍在恣意生长。

宪宗一上任就派去巡查江淮的钦差大臣潘孟阳，把这次差事当成了公费旅游的大好时机，仅仆从就带了三百多人。一路上游山玩水、好吃好喝，还大肆收受地方官员送来的贿赂，哪管百姓是死是活！

由于他过于高调张扬，很快传到了宪宗耳中。宪宗召他回朝，免去了他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平调为大理卿。

唐时对贪腐高官的处理远不似造反作乱那么严重，只要与政治不沾边，最多不过贬个一、两职而已。宪宗这样处置，已经算是可以了。

中书省九品小吏滑涣官职虽微，却是省中“老油条”，与负责传旨的宦官刘光琦关系很好。宰相们商定的事一旦与刘光琦有所偏差，刘光琦便指使滑涣去转达他的意思，通常能达成所愿。连杜佑、郑絪这样的老臣都对滑涣客客气气，不敢开罪。

一次，郑馀庆与其他几位宰相议事，滑涣在一旁指手划脚、说说讲讲，郑馀庆一怒之下骂了他几句。不久，郑馀庆竟被免去相位。此事足以证明滑涣能量之大，各地向滑涣行贿请托的人络绎不绝！

李吉甫出任宰相后，专门向宪宗汇报了滑涣的猖狂行径。宪宗立刻派人封住中书省，查找出滑涣贪污索贿的大量证据。将滑涣贬为雷州司户，不久又追令赐死。抄没其家产时，竟有千万之巨！

元和三年（808年）正月，宪宗发布敕令，禁止地方长官进京朝见时进献财物，算是对德宗疯狂敛财的一种纠偏。

敕令发布不久，山南东道节度使柳晟、浙东观察使阎济美便因循往日习俗，送来大量财物。宪宗并未责备他们，表现的比较暧昧。

御史中丞卢坦弹劾两人违规进献，应予严惩。宪宗道：“朕已赦免了他们的罪行，不能失信啊！”

卢坦毫不退让，正色说：“陛下敕令是对天下人讲的，是您的大信。此二人不惧陛下律法，为什么您要舍大信而存小信！”

宪宗知道自己有错在先，虽仍未处理二人，却将他们送来的财物交到了有司。

从这几件事上看，宪宗手段似乎有些柔。但御史中丞敢于直谏不讳，宰相敢于揭发丑陋，至少说明朝廷风气正在逐步好转！

同年四月，宪宗第二次组织殿试，挑选各地推荐上来的、敢于直言极谏的举人。

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前进士李宗闵均因敢于指陈朝政缺失、无所避讳得以入选。

考官杨於陵、韦贯之将三人策论评为上等，宪宗也颇为嘉许，诏令中书省优先安排考虑。

宰相李吉甫却认为他们话说得太直，简直就是冲着自己，哭着向宪宗诉苦，并且说这次考核存有猫腻。翰林学士裴垍、王涯负责复审，皇甫湜是王涯外甥，王涯没有提前讲明加以规避，裴垍明明知道却不反对。

宪宗让李吉甫闹得无可奈何，只得免去裴垍、王涯翰林学士身份，让他们分别担任户部侍郎、都官员外郎。又将韦贯之贬为果州刺史，杨於陵外调为岭南节度使。

牛僧孺等三人因为此事长久得不到升迁，被迫加入藩镇幕府！牛僧孺、李宗闵恨透了李吉甫，由此埋下了后世“牛李党争”的因果！

荆南节度使裴均靠着依附宦官升任尚书右仆射，不但不以为耻，反而表现的极为傲慢。一次在上朝时，他越过自己位置，站到了前面。御史中丞卢坦请他退回原位，他不听。卢坦挖苦道：“当年姚南仲做仆射时，位置就在这里。”

裴均不屑一顾：“姚南仲是谁！”

卢坦道：“是位不肯结交权宦，而得宠幸的官员！”

大庭广众之下，卢坦这样说，让宦官们非常不爽。不久，他们就撺掇宪宗将卢坦改为右庶子，挂了起来！

翰林学士白居易针对这几件事，上了封奏疏，指出：“牛僧孺等因指陈时政蒙受恩奖，谁知不久就遭贬逐，杨於陵、韦贯之、裴垍、王涯也全因此受到牵连。卢坦忠于职守，反被调整到右庶子这一闲职。他们几个在朝中威望很高，大家都在通过他们的进退来评判时局的好坏。一旦无罪遭到疏运，将会导致人心不安，陛下不可不慎！”

“况且是陛下诏令各地推荐直言敢谏的贤良，牛僧孺等才按此作答。即便不采纳他们的主张，也不必加罪他们啊！当初德宗即位，也曾征召敢讲实话的大臣，并出题考核遇到旱灾该如何，穆质回答‘按汉朝规矩，应罢免三公，烹杀宰相’，德宗大大褒奖了他，将他从一个小县尉提升为左补阙。如今牛僧孺他们所说远不如穆质那般放肆，却遭到严历斥责，臣恐怕这不是实现中兴大业的做法！”

不久，卢坦重获信任，出任宣歙观察使。此地历来富甲一方，是朝廷的赋税重地，卢坦能到此地任职，足见宪宗对其人品、能力的认可。卢坦也不负所望，做了不少造福百姓的善政。

裴垍也获得重用，荣升宰相。

德宗知道裴垍与李吉甫不和，还贴心的让李吉甫与宰相身份出任淮南节度使。

裴垍器量宽大，为人严肃且不徇私情。曾有位老友不远千来前来看他，裴垍热情招待，并给了很多财物。老友借机求裴垍让他到京兆府做个判司，裴垍立刻正色道：“你做不了这个官，我不敢因故交而损害朝廷律法。将来如果有哪个瞎眼宰相可怜你，不妨去做。至于我裴垍，那是万万不可！”

当初，德宗出于猜忌，不信任宰相，天下事务均由自己决断，这才使裴延龄之类谄媚奸臣得以上位。宪宗在那时就认为此举欠妥，即位后他高度重视宰相的选拔任用，曾推心置腹的对裴垍等人说：“以太宗、玄宗的英明，仍然需要宰相辅佐才能成事，何况朕远不及二位先圣！”

正因如此，宪宗一朝的宰相，能力、品行普遍较高，武元衡、杜黄裳、裴垍、李吉甫、李绛，以及后来的李藩、裴度等人，都堪称能臣，这也是元和中兴的关键所在！

同样的朝臣，在宪宗时代，德才兼具的优秀人才有如泉涌，而在德宗时却是万马齐暗，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是如此！

【04】

贞元四年（809年），南方旱灾，百姓闹起饥荒。

宪宗派左司郎中郑敬带队赈济。为避免再次出现打着巡察名义大肆捞财的事，他郑重告诫郑敬：“朕在宫中用一匹布都要登记备案，但救济百姓朕不考虑费用，卿等要了解朕的心意，不要像潘孟样那样只知游山玩水。”

同时，采纳翰林学士李绛、白居易提议，免除灾区租赋，放出多余宫女用以精减开支，禁止各地进献财物，严禁抢掠买卖人口。

在宪宗君臣的不懈努力下，朝政日渐好转，就连一向猖狂的神策军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左神策军使李昱向长安一位富商借了八千缗钱，过了三年仍不偿还。新上任的京兆尹许孟容将他收捕入狱，并定下还款期限，告诉他：“如果到期还不还，就要了你的命！”

神策军将士大惊失色，护军中尉跑到宪宗那里告状，宪宗遣使传旨，让许孟容放还李昱，许孟容却拒不归还。宪宗再次派人前来，许孟容说：“臣没有遵守诏旨，罪该万死。然而臣是为陛下治理京畿，如果不能让豪强敛息，如何维护京师秩序。他不还钱，就别想出狱！”

宪宗褒奖了许孟容的刚直，不再过问，李昱只得老老实实还钱了事，许孟容的大名自此威震长安！

然而此时大唐建国已近两百年，许多痼疾早已病入膏肓，即便英明如宪宗也无法免俗。特别在宦官的使用上，宪宗比他的父辈也强不到哪儿去。

宪宗做太子时，身边有个叫吐突承璀的宦官，因为人精明干练得到宪宗宠信，即位后宪宗把左神策军交由他管理。他仗恃帝宠，行事颇为张狂。

李绛曾对宪宗提起宦官干政的危害，宪宗却表现的不以为然。

李绛劝谏道：“他们这些人，眼里没有是非曲直，只知唯利是图。得到好处，即使是杀人越货的盗匪也能成为贤良；而一旦违背了他们，就算是清正廉明的忠臣也能扣上贪暴的罪名。他们狡诈奸滑，日夜陪伴在陛下左右，陛下难免会受到欺蒙。自古以来因宦官而亡国的事数不胜数，陛下怎能不严加提防。”

宪宗仍没有把李绛这番苦口婆心的话放到心上，最终导致晚年死于宦官之手，悲催沦为大唐第一个被宦官害死的帝王。

（图片出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