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网刊上有一篇介绍程子华生平的文章《聊聊屡遭坎坷的程子华》，这篇文章在介绍程子华在晋察冀任职时是这样说的：

“1943年8月，程子华升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因聂荣臻到延安参加七大，由此代理分局书记、代理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这是他抗战时期少有的高光时刻。遗憾的是，因为他对精兵简政的政策理解有偏差，导致部队精简过多，主力受到削弱，这对以后的大反攻和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造成负面影响。”

这段描述的前半段半对半错，后半段则完全错误。

先说“半对半错”的前半段。程子华并不是因为聂荣臻去了延安，就直接代理了“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这三大职务，准确地说，程子华当时是接替萧克担任了晋察冀军区代理司令员一职。

《程子华回忆录》记载，1943年8月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调整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的主要工作人员。这次调整后，聂荣臻担任了晋察冀分局书记，程子华和刘澜涛担任副书记；在晋察冀军区，聂荣臻担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克为副司令员，程子华和刘澜涛担任副政委。

中央在下达这次人事调整的命令时，就做出了决定，要聂荣臻去延安参加“七大”，这期间由程子华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和军区政委，萧克代理司令员。程子华代理司令员一事，发生在一年以后，也就是1944年萧克去延安治病，刘澜涛去延安参加“七大”，程子华于是就成了身兼三项要职的中央分局和一级军区负责人。

聂荣臻离开是在1943年8月，从延安回来是在1945年9月9日，这期间大约两年的时间，确实是程子华革命生涯中“少有的高光时刻”。

如果说作者在这段描述中的错误还没有那么明显的话，后半段他对程子华在这期间工作的评价就明显有失客观了。作者声称：“遗憾的是，因为他对精兵简政的政策理解有偏差，导致部队精简过多，主力受到削弱，这对以后的大反攻和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造成负面影响。”

但事实上，这段时期以及这段时期之前和之后，程子华都并未主持过晋察冀“精兵简政”的工作。据程子华回忆，他在负责晋察冀工作的那两年时间里，主要面临的是三个问题：反“扫荡”，冲破敌人经济封锁，以及扩大根据地、大反攻。

所谓的“精兵简政”，出自毛主席在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发表的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

这个指示主要是针对陕甘宁边区存在部队庞大、机关臃肿、经济困难等问题提出的。当然，中央也把这个精神多次向华北、华中等根据地传达。

史料记载：“1942年1月15日起，晋察冀军区开展了缩编主力、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等工作。整编后，军区总兵力由1940年底的近11万人减至9.5万人，民兵由1941年底的30万人增至约40万人。”

显然，晋察冀军区的这次精兵简政发生在1942年1月以后，而聂荣臻司令员是在1943年8月才离开晋察冀的，此时程子华还没有升任晋察冀分局副书记和军区副政委，他和这次精兵简政有何关系？

再者，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整编后，晋察冀军区的总兵力从“近11万人减至9.5万人，民兵由1941年底的30万人增至约40万人”，完全不存在作者所谓的“部队精简过多，主力受到削弱，这对以后的大反攻和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造成负面影响”。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晋察冀军区确实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整编复员工作，这个工作在历史上是比较有争议的。但是，这个工作也并非是程子华负责的。

这次大规模的复员整编发生在1946年2月，正如前文所述，聂荣臻早在1945年9月9日就从延安返回晋察冀主持工作了，而程子华呢？他也在聂荣臻回归后，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军区（隶属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的书记兼政委（司令员为萧克，后为李运昌）。他当时负责开辟新的根据地，怎么可能“导致部队精简过多，主力受到削弱”？

1946年2月14日，中央指示各地进行整编军队的准备工作，3月6日，聂荣臻接到中央指示：“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需精兵简政……如何实施精简，应速决定方针。我们意见，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完成……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

3月，晋察冀中央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发布了《关于复员工作的决定》，此后，晋察冀军区的野战军部队从9个纵队减少为4个，地方军队增加了约5万余人，总计复员约10万人。（资料数据引自《聂荣臻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

《聂荣臻传》是这样评价的：“精简整编是中央的精神，本身并没有错，精简了机关，充实了战斗部队。问题是复员人数多了些，影响了晋察冀部队的战斗力和尔后的作战。”

晋察冀军区就有很多同志对这次精简整编提出了疑问。比如时任张家口卫戍司令员的郑维山就认为“第一期复员三分之一，步子似乎大了些，而且光靠‘裁减老弱’等项，又不可能达到三分之一，势必要大伤军队的筋骨方能完成。”

时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政委程子华）也认为，这项政策“对内战的危险估计不够”，并给上级首长写了封信师，说：“减这么多人不行，国民党没有诚意。”

《聂荣臻传》在这件事上有一段客观的评价，值得我们参考：“对于这个问题，聂荣臻思想上是有矛盾的。一方面，他看到了紧迫的战争趋势，号召全区战斗员坚决打击挑起内战的祸首，另一方面，在谈到精简整编时，他又说和平时大势所趋，要把人员减下来，并把亲手组建起来的野战纵队砍去5个。”

对于聂帅当时的思想矛盾，当时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工作的唐永健处长有一段回忆可以佐证。

唐永健说：“是大打，还是和平？当时甘英等人由北平回到张家口，聂老总同他们谈话。他们提出意见，说北平国民党到处抓兵，补充军队，但在路上看到我军成批复员，这样合算吗？聂老总当时回答：大势所趋，非要和平。后来我也问过他，他说：我也有矛盾，一面担心内战再起，一面又看到中央的决心很大……国民党无法打下去，美国也不支持他打下去，那就按中央的决心办吧。”

以上就是1946年晋察冀军区精简整编决策的大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完全看不到是程子华起了什么作用。

另外应该指出的是：在当时那个“当局者迷”、全国一片和平呼声的情况下，一下子做出完全正确的判断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该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去苛责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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