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知问于大公调曰：“何谓丘里之言？​”

大公调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今指马之百体而不得马，而马系于前者，立其百体而谓之马也。是故丘山积卑而为高，江河合水而为大，大人合并而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执；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四时殊气，天不赐，故岁成；五官殊职，君不私，故国治；文武大人不赐，故德备；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时有终始，世有变化。祸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泽，百材皆度；观于大山，木石同坛。此之谓丘里之言。​”

少知曰：​“然则谓之道，足乎？​”

大公调曰：​“不然。今计物之数，不止于万，而期曰万物者，以数之多者号而读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因其大以号而读之则可也，已有之矣，乃将得比哉！则若以斯辩，譬犹狗马，其不及远矣。​”

少知向大公调求教：“什么叫做‘丘里’之言？”

少知，知识浅薄者；大公调，广大公正调和众物，这里寓托为人名。

大公调说：“所谓‘丘里’，就是集合十个姓氏，上百个人而形成共同的风俗；结合差异而成为同一，分散同一而成为差异。古时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庄子借丘里之言，阐释了浑同之道，意在从小见大。

正如马的每个部分单独看不能称为‘马’，但将马的各个部位组合起来，才能称之为马。因此，山丘之所以高，是因为积累了卑小的土石；江河之所以大，是因为汇聚了细小的流水；伟大的人物之所以成就其公，是因为他采纳了各方的智慧。

庄子非常重视人物需培养积厚之功，正如《逍遥游》中所说：‘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

因此，事物从外界进入内心，虽有主观但不执着于成见；由内心发出的，虽有所取正却不排斥他人。”

四季有不同的气候，但天不会特别恩赐某个季节，因此年岁的序列得以形成；各种官吏具有不同的职能，国君不偏私，因此国家得以安定；文臣武将各具本事，国君不偏爱，因此各自德行得以完备。这也符合老子无为以及黄老分职的思想，对于物的世界采取一种分职分工的观点，为道家各学派所共同主张。

万物各有其规律，大道对它们也都没有偏爱，因此不去授予名称以示区别。无所谓称谓所以无所干预，无所干预便没有什么做不成的。

时序有终始，世事有变化。祸福流变，有所违逆却也有所适宜；各自追逐不同的方面，有所确当的同时也就有所差失。

庄子认为四时是沟通天人的重要中介，也是生命情感、艺术审美需要效法的重要对象。他强调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四时的变化和规律是自然而然的，人们应顺应这些规律。

譬如山泽，各种材木全都有它的适用之处；再看看大山，木石盘结在一起。这就叫做‘丘里’的言论。

春秋战国五百四十余年间，国家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生存变得极为艰难，国家的意义愈发凸显。那是一个连年征战的时代，见证了人口大迁徙、政治家频繁流动以及语言文化的大融合。

差异是现实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日常人际交往、商务沟通，还是地缘政治、宗教冲突，尊重、理解、包容对方，求同存异，是形成共识、建立良好关系的至高智慧。

长期且激烈的竞争与碰撞，将使未来的“大同”社会基因更加复杂，社会质量更高、更稳固。

大公调说：“不可以。现在计算一下物的种数，不止于万，而限称为万物，是以数目中最多的来号称它。所以，天地是形体中最大的；阴阳是元气中最大的；而大道却把天地、阴阳相贯通，总括一切。因为它大就用‘道’来称述它是可以的，已经有了‘道’的名称，还能够用什么来与它相提并论呢？如果要把大道和丘里之言去辨别，就好像狗和马相比，相差太远了！”

阴阳、四时、爱恨的变化，产生万物；安危、福祸、缓急的变化，产生聚散。但这些都是可以辨认的、可以记载的，属于言语和知可以达到的范围。而得道者无心以顺物，没有语言，没有所谓的知。这样才能通达事物自身。

庄子哲学中的“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是一个核心概念，其内涵丰富且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首先，“无名故无为”意味着道不偏私，没有特定的名状，因此无所作为。这种状态下的“无为”并不是完全的不作为，而是指顺应自然，不刻意干预事物的发展。

同样，我们的心也是这样。你说我们这个心是什么？佛法中阿赖耶识就是一个仓库，什么都装。含容着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与空间，也包括了过去的因、种子和未来的种性，它不是具体的，具体的都是内容，都是念头，意识所感知的念头的来来去去，生生灭灭，它自身并没有去生灭。我们的念头有喜怒哀乐等情感，有贪嗔痴慢等情绪，也有理性和智慧的光辉。

“无为而无不为”不仅是一种生活哲学，也是一种治国理念。在表面上看似不采取任何行动的状态中，实际上蕴含着对万物自然发展进程的包容与顺应，从而达到一种无所不为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下，万物得以在其适宜的位置发挥其固有的潜能，各尽其责，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