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江青与毛主席结婚后的一段时间里,她扮演着“贤妻”的角色,尤其在延安时,虽然也有性格和待人处世上的缺点,但当时人们对她的评价还算不错。她照料着毛主席的饮食起居,每当有客人来访,她也总是静静地待在一旁,等待着毛主席为自己介绍。
但江青本质上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这在她逐渐步入政坛后,更加明显了。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被正式任命为毛主席的生活秘书,尽管毛主席曾明确表示“江青不行”,但常委们经过讨论后,一致认为由江青担任他的生活秘书比较合适、方便。
就这样,除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这两项身份外,江青又多了一个正式的任命,即毛主席的生活秘书。
此后,江青时刻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在自己的地位逐渐得到巩固后,便凭借自己“第一夫人”的身份,积极利用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专长,以此作为自己干预政治的手段。
后来,江青凭借批判《武训传》崭露头角,并在之后逐渐越出了应有的职权,步入了政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被诬陷打倒,这背后就有江青积极策划的身影。与此同时,她又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了“四人帮”,为党和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为此,毛主席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四人帮”,指责他们“搞分裂,破坏团结”,与此同时,毛主席也渐渐开始疏远他们,但这些都没有让江青等人停下脚步。
江青在党内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后,其野心急剧膨胀,萌生了寻找自己的“斯诺”的想法。因为她深知记者、作家手中的笔和文字的影响力。
1972年7月,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美国的维特克来到了中国,她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出的贡献。
维特克先后采访了邓颖超、康克清等人,8月10日,周总理告诉江青说:“如果这两天精神不错的话,可以见一见维特克,一个小时就可以。要是不愿意的话,也可以不见。”
两天后,江青便接受了维特克的采访,在这次采访中,江青展现了极大的热情,表示“自己的历史和革命斗争史,都可以谈。”她甚至还向维特克提出了合作,“我提供材料,你来写。”谈到兴奋时,江青更是把她比作第二个“斯诺”。
维特克自然十分乐意,在之后的几天时间里,江青多次接受维特克采访,每次谈话时间都相当长,一起陪同的人认为谈话内容已经严重出格。为此,工作人员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听说后也十分头疼,他交代工作人员转告江青“只谈文艺”。
然而,江青并没有理会周总理的提醒,她在与维特克的采访中毫无保留,甚至大肆吹嘘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的作用,但事实并非如此。
此外,江青还对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婚姻评头论足,对贺子珍毫无尊敬,甚至捏造了很多并不存在的事实。
不久后,谈话内容整理好了,周总理审阅后,认为里面的问题太多,不应该外送。为此,他还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然而,江青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并直言“要讲个国际信誉嘛。”
但毛主席得知后,决定停止相关一切工作,所有的资料全部清理封存。由于是毛主席的指示,江青也不再反对。
但事情并没有就这样结束,第二年,香港便出现了一本与江青有关的书籍,并传入了大陆,社会上传言这些内容都是根据江青和维特克的采访内容而写的。
文章内容影响很坏,毛主席在看完后十分生气,甚至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关于毛主席的这一批示记载于范硕少将的著作《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中。书中还说,周总理明白毛主席当时只是在气头上,实际上并没有下定决心要将江青撵出政治局。于是,他并没有根据这一指示做出实质性动作。
江青在与维特克的采访中信口开河、肆无忌惮,这引起了毛主席的强烈不满,但出于种种考虑,毛主席还是选择了容忍,也始终没能下定决心“处置”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