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了字，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和平协议签署了，部队也出城接受了改编，按理说傅作义应该发通电昭告天下，但他却却迟迟没有发通电，说明他心里还是有疙瘩。原因就是协议虽然签订了，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一些人的个人感情问题，协议中的一些事情并没有得到完全执行。

　　比如，协议中原定给傅作义留一个警卫团，但在解放军入城后，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的武器被收缴了。还有在新保安、张家口战役中被俘的傅作义部高级干部，原定一律释放的，但有关地区的负责人却以民愤极大为由，迟迟不肯执行。

　　有一次，原国民党华北“剿总”副司令、和谈首席代表邓宝珊出城，竟然被城门岗哨扣留了几个小时，原因就是岗哨认为他是反对派。邓宝珊也多次解释说自己以前是，现在不是了，但岗哨并不听，直到陶铸知道后，亲自过去才将他接回城来。

　　还有北平西城区人民政府登记军统、中统特务，竟有人给傅作义打电话，要他去报到登记。这些事情让傅作义心里感到很是不痛快，不免心中产生一些疑虑，因此他非常希望能和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见上一面，以求冰释前嫌。

　　恰好在这个时候，上海和平人民代表团前往西柏坡拜见中共中央领导人。傅作义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便向北平市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在叶剑英请示中央后，2月20号，毛主席就代表中共中央致电叶剑英：“欢迎傅作义、邓宝珊等一道来此一谈。”

　　21日，叶剑英通知了傅作义的部下：“中央已经同意与傅先生会见，请告知傅先生，明天上海和平代表团颜惠庆等人飞往石家庄，请傅先生和邓宝珊带一名随员同乘这架飞机前往。”

　　傅作义为了这次西柏坡之行做了精心的准备。据北平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王拓回忆：“傅作义当时带了一个包袱过来，要买一些烟，当时我还问买这么多干嘛！他说：“我要去见毛主席呀，我想给他拿些哈德门香烟作礼物。”付完款后他高兴地离开了。”

　　22号下午，傅作义一行9人在北平机场登上了飞往石家庄的飞机，晚上7点，他们到达了西柏坡。他们一到，就受到了周总理等人的热烈欢迎，并畅谈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胜利经过。

　　当天下午，毛主席和朱德一起来到了傅作义下榻的地方，看望他。傅作义看毛主席亲自过来了，急忙迎上前去，双手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有罪！”

　　毛主席回答：“你有功，谢谢你。”随后毛主席又同邓宝山、阎又文等一一握手。

　　晚上，毛主席和周总理又来到了傅作义的住处。车刚停下来，就见傅作义已在门口等候着了。

　　进屋坐下后，毛主席愉快又风趣的对傅作义说：“宜生，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这几句话说到傅作义的心里了，也彻底清除了他心底的疑虑。这就是说，毛主席并没有将他当成外人，而是亲友在看待，他能够弃暗投明，往事也不会再追究，这就是他此行的目的。

　　这时，傅作义内疚地说：“主席，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毛主席说：“和平解放北平，你功劳很大，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当谈到对傅作原部属人员的政策时，毛主席说：“我们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傅作义听后有些惊讶，说：“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这是为什么呢？”

　　毛主席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回到绥远后，可以把真实的经历宣传出去，共产党一不掏腰包，二不侮辱他们的人格，可以让绥远的人提高认识嘛。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哩！”

　　这次谈话一直谈到了深夜，第三天下午，傅作义、邓宝珊等人就飞回了北平。这次西柏坡之行，彻底消除了傅作义的疑虑，也让他明白共产党是真心对他，也不会追究他之前的责任。

　　4月1日，傅作义向全世界发表了《和平通电》。《通电》表明了傅作义的政治态度，决心投入到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当中，为建设新中国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