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4日，北京，外卖骑手在雨中送餐 图/视觉中国

2024年8月12日，杭州一名外卖骑手踩歪园区栏杆，被保安拦下，因担心影响其他订单配送于是下跪，引发广泛关注。

对大多数外卖骑手而言，被阻隔的经历并不鲜见。在2024年7月出版的新书《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孙萍在“区隔劳动”这一章里，围绕外卖骑手日常感知到的“区隔感”，描述了他们——作为流动的人群——如何在与城市空间的互动中经历、体认自身与城市的疏离关系。

作为庞大算法系统在现实世界中的“触角”，骑手每天穿行于交错的城市空间，以肉身的方式与不同阶层的人发生摩擦，并在交互中主动或被动地确认自己的阶层位置。

“对外卖员来说，这样的区隔劳动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空间的区隔与阻滞，”孙萍写道，“尤其是对于‘进入权限’的剥夺。”比如，在很多高档写字楼、商场和住宅区等区域，骑电动车或穿工作服的骑手不被允许进入。此前，北京SKP商场就因禁止骑手进入，一度引发热议。

在书中，孙萍记录了一位外卖员吴之峰（化名）“勇闯SKP”的故事。吴之峰第一次到SKP，是去商场里的一家品牌鞋店取订单，保安看到他穿着“闪送”衣服，就在门口把他拦下。吴之峰只好找个地方把工作服脱掉，混进了SKP。几乎所有到这个商场取单、送单的骑手，都会脱掉工作服。这遭遇让他很不痛快，问保安凭什么骑手和配送员穿着工作服不能进，脱下工作服就可以。对方只回复了四个字：“这是规定。”

第二次到SKP时，吴之峰决定穿着工作服“闯一闯”。他说自己不是取件，而是进去买东西。保安不让进，强调这是规定。双方僵持不下，吴之峰报了警。警察到后，SKP物业管理部门匆匆赶来。他听见其中一个警察嘟囔了一句“这都好几次了”。所有人围在门口，物业顶不住压力，答应让吴之峰进去，并解释说：“也不是不让进。有些骑手进去了横冲直撞，影响到了商场秩序。有消费者投诉。到了中午，骑手到处乱跑，不像那么回事。没办法，我们就开始限制，这才说不让进。”

终于，吴之峰可以穿着工作服光明正大走进SKP。他到SKP的一家超市买了两盒草莓、一个木瓜，还有些零食，花了七百多元。他用胸前的小摄像机拍下了事情的整个经过，放在抖音号上。他在视频结尾说：“SKP不让我进去，绕着弯子让我脱衣服。等我以后有钱了，把这儿买下来，让他们也脱衣服进！”

“如果说平台是一个无限延伸的资本链条，那么外卖骑手则是这个链条上重要的空间拓展者，”孙萍说，“他们要穿越的种种阻隔，在某些程度上展现出了空间权力的竞争与斗争关系。精英的、知识的、政治的、上层的人群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对社会公共、私域空间的再治理，而违背规则的人则被认为是秩序的妨碍者、破坏者。”

“骑手有时候为了工作，不得不成为这些空间的争取者甚至破坏者，两者的矛盾冲突彰显着社会层面对于阶层划分的协商与张力。”孙萍说。

公众知晓孙萍这个名字，或许是因为2020年那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报道。在此之前，她已经做了三年的外卖员田野调查。2017年，孙萍从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毕业后到中国社科院入职，彼时外卖平台刚刚兴起，她走在街上看到花花绿绿的外卖员四处走动，在手机上抢单、取单、送单。

北京万源路街头等单的骑手 图/受访者提供

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场景，“一切都数字化了”。经朋友介绍，孙萍采访到当时百度外卖的算法工程师，对方不断向她强调自家的派单算法多么先进。一个新世界的大门突然向她打开，“哦，原来这是算法的文化。”

出版社也因为那篇报道关注到她，纷纷向她约稿。在调研和写作中，她意识到算法远不能涵盖外卖骑手精彩的劳动经验和生活世界。她希望自己的写作可以跳脱出单一的控制框架，看到个体与系统的关系，看到劳动者的生命经验与劳动的张力互动，看到平台理论与现实对话的交错空间。她想要展现外卖骑手的日常劳动与生活。“归根结底，我希望这是一部关于劳动者的书写，而不是关于控制的申诉。”孙萍在导论中写道。

在《过渡劳动》里，孙萍将自己七年来的田野经历描述为两个平行“世界”的交集。她记录并见证着来自五湖四海的骑手的故事，而她自己的学术生命、人生选择也因这些“老朋友”而慢慢发生变化。

随着田野如滚雪球般扩大，孙萍从一个研究者变成了骑手们的“问题中转站”。有骑手向她投诉平台扣钱的问题，也有骑手遭遇恶意骗局找她求助。还有骑手被投诉偷餐之后找她“伸冤”，最后调监控发现，那人确实偷了餐。

“我当时很生气，也意识到人性的复杂，”孙萍说，“真要说自己在此过程中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对批判变得更加谦卑和谨慎。随着调查的展开，我从一开始秉持专业主义精神去访谈，那种自上而下的审视，到后面变成平视的视角。他们有时候也教会我很多生活、工作上的道理，尽管这些道理有时候非常简单直白，甚至略显粗鲁，但很真实。我发现自己逐渐脱掉了纯学者的稚气和高高在上的感觉，我完全被打碎了，在日常点滴中修行。”

“在田野里摸爬滚打了几年，才慢慢明白，学术生产源自现实生活，回馈现实生活。这才是我的志业。”孙萍在新书的开头写道。

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与孙萍的对话。

孙萍 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新书名为《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过渡劳动”这个概念具体指向什么？

孙萍：跟编辑签合同时原定的题目是“算法囚笼”，但开始写书的前半年，我突然意识到“算法囚笼”这个词无法完全概括骑手。算法，或者说技术只占了他们生活世界的其中一个方面，他们总体的生活世界和劳动世界更精彩。

“过渡劳动”这个概念，是在田野和写作中慢慢涌现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贴近中国零工劳动者的语境和现实，而这源于他们的生活实践和个人话语。他们经常在访谈中提到，“先干这份工过渡一下”，大多数人都提到了这个“过渡”，这是第一层意思。经由这个现象，我发现在我们每年收回的问卷里骑手的转岗率特别高，每年一个站点能有70%到90%，于是就追问，他们离开之后干什么去了？这时候就发现，他们在“过渡”之后也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是跳去别的平台或者去干别的零工了。从一个过渡状态跳跃到另外一个过渡状态，形成一种常态性的过渡，这是第二层意思。

那么，这种常态性的过渡对中国语境下的劳动意味着什么？全球范围内可能有所谓的“朝不保夕（precarity）”这样的概念来形容这种文化，但是，在中国语境里，我并不觉得他们是朝不保夕者，这个概念的阐释力不够。这群中国的零工劳动者，比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等，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很有趣的特质——即使他们投身于一个快速的、不稳定的、完全以收入为目的的工作中，他们也能在如此不稳定的状态下努力挣得一席之地，努力去生存，甚至去利用这个机会。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里提到，很多骑手虽然口头上说我干外卖就是过渡一下，但他们可能一干就是好几年。所以这种过渡，是一种“状态”，还是一种“认知”？

孙萍：对，很同意。“过渡”逐渐从一种劳动的状态，变成个体的认知，最后成为一种社会的文化。

南方人物周刊：其实除了平台劳动的职业（比如骑手、代驾、快递员等等），很多传统的涉及流动人口的职业，都或多或少显示出“过渡性”，外卖员等以平台为中介的职业的过渡性特殊在哪里？

孙萍：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去看中国的零工劳动会发现，新中国成立前，稳定的工作从来都是少的，大部分人都是打零工的（除了农民）。他们在不同时代可能做不一样的零工，像以前的黄包车车夫、店里的伙计。改革开放后，又有些职业和职位出现，他们可能就变成了餐厅的服务员、工厂的工人，农民工也逐渐出现了。而平台劳动出现后，我觉得特殊点主要有两个。

首先，以前的劳动者也流动，比如他在这个地方干三到五年，然后换别的地方干，从北京跑到上海，再跑到深圳，但在平台兴起后，他们的流动速度在加快。这当然与技术的连接性、信息的可触达性变快有关，你现在随便下个平台App就可以跑外卖了。

第二点是“技术感”在不断增强。这个技术感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而是智能技术。“过渡劳动”的劳动过程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是全面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过程。你从一注册成为劳动者开始，就成为了大系统中的一个原点，而作为这个原点，你要不停地为大系统生产数据，这是系统对你的认定。系统并不在意你到底是谁，你是谁不重要。这是最主要的一点，我们过去讲工厂的劳动，工厂控制的是劳动力。但到了平台劳动，它对劳动力的控制放松了，转而去控制劳动本身。这就使得劳动力的可替代性增强，因而流动性也加快。

另外，我觉得这种过渡性目前有个很突出的特质，它在某些方面刺激整个社会向“钱”看，一种以短期收益为主的导向。这种赚快钱的认知越来越明显，最突出的反映还不是外卖，而是直播行业。正因为它以赚快钱为主，所以它给了普通人快速应对人生危机一个机会，这也是过渡性的体现。从长远看，我觉得过渡性会冲击中国的人情关系和法理，会变得更加自由主义和市场化，也让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感了，它更多是一种市场理性工具主义的呈现。

2023年4月14日，湖北襄阳，开班前会的骑手正在清洁整理外卖送货箱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从2017年到当下，在与外卖骑手的接触中，你能感觉到这个群体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他们对平台的理解和感知是怎样的？

孙萍：变化还是挺大的。最早那批百度“小飞侠”骑手，他们相当于是有“编制”的，有底薪、有三险一金，我当时去跟“小飞侠”队长聊，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强烈的职业自豪感。而时间线拉长，你就会发现骑手的态度从一开始非常自豪慢慢变得迷茫。“直营”取消后，大家都是跳来跳去，开始骂平台、与平台打官司，再到新冠疫情后，僧多粥少，价格不断往下降，挣钱变得越来越不容易，最早那一批互联网红利已经被挣完了。所以，这群劳动者的体验感其实不是很好，虽然他们的收入相对来说不算低。

这个变化其实与中国互联网平台产业的发展有关，它都是先砸一波钱，垄断了价格，再开始压价。骑手行业也是这样，最开始送一单可以直接得10块钱，而且这不是你的单价，而是补贴。所以当时会有什么外卖骑手月收入过万，这在2016年前后还是有的。但到现在，10块钱的单价你可能得跑两单，那些干“乐跑”（送短距离小单）的可能要跑三四单才行。

南方人物周刊：骑手的分化又是怎么发生的？比如你刚提到的直营，还有现在比较普遍的“专送”和“众包”，以及第三方劳务公司的出现，这些都是怎么形成的？

孙萍：平台最开始的时候是直营，但慢慢扩大之后，发现成本有点高，就开始找第三方公司。有段时间外卖平台的扩张就很疯狂，一些公司会一下子雇一万多个BD（Business Developer，商务拓展）去地推、扫街，跟商家谈怎么上店铺链接，把商家聚集到平台上，然后跟第三方公司谈在最短时间内找到骑手，先占住市场，然后一层层打天下。

在很多城市，2016年前后都是以“众包”为主，但后面就逐渐被专送代替。这里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运力的稳定性，众包就是上线、下线都很自由，你不乐意干就可以下工回家，下雨下雪天也可以不出来送餐。平台意识到这个强制性不够，还是得找专送。所以我们调研数据发现，每一年专送的比例在不断增多，而众包就相应地减少。所以这里其实是平台组织模式上的转变，它为了保证运力的稳定性，倾向于用最少的钱购买最稳定的劳动力。

南方人物周刊：这还挺有意思的，因为这种对稳定性的追求，与“过渡劳动”本身的流动性，以及外卖行业一开始强调的那种“自由”之间就形成了一些悖谬。所以，干外卖 “自由”在哪里？

孙萍：我和学生也专门讨论过，在我们的调查里有很多骑手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这叫自由吗？这不叫自由。那为什么他们说干外卖自由？外卖的“自由”其实是相较于传统工厂制而言，没有“人”管着我，他不想面对工长、小组长，不想面对流水线上那些天天被骂的经历，他觉得自己想闲下来的时候没有被人监视着。也就是说，逃脱了人的控制，没有那么多情感性的束缚，比如我们看传统农民工研究里经常有那种家长制、父权制的厂长，或者是那种军事化管理，而算法体系相较于这种很粗鲁的情感式沟通，反而变得“文明”了很多，这可能是它的吸引力吧。

南方人物周刊：关于“自由”这一点，平台劳动的另外一个层面是它的“游戏化”。我有次打车注意到，打车平台设置了很多游戏化的关卡，比如说上线多久可以领红包，每天干多少单可以升级等等，你怎么看平台劳动与游戏化之间的关系？

孙萍：对，其实算法机制的设置就是一个游戏化的设置，它有各种各样的夏季挑战赛、冬季挑战赛，然后骑手会有什么白银、黄金、青铜、钻石之类的等级。如果我们从空间的角度把整个城市看作一个游戏竞技场的话，那么外卖骑手其实就是一个参与其中的选手，像是电影《饥饿游戏》里展现的那样，为了抵达目的地，要骑着电动车穿越城市障碍：闯红灯、逆行被交警处罚，还有爬楼梯、走进死胡同等等，最终把餐送到顾客手里。跑单的过程就是一个游戏化的过程。另外，还有一种游戏就是人与算法、人机之间的游戏和博弈。算法在利用你生产出来的数据不停地优化自己的预测，而人在这个过程中也要不停地寻找算法的漏洞。这种人机之间的游戏化，其实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博弈。

南方人物周刊：那这种游戏化，或者说将劳动进行游戏化叙事的过程会对劳动产生怎样的影响？会如何重塑劳动的过程？

孙萍：首先就是沉浸感，因为游戏很重要的就是沉浸感。紧接着的就是获胜后的喜悦感和想要继续获胜的上瘾感。这放到骑手里，就是你每送一单就会得到一个正反馈，然后你就多送单，多劳多得。这种游戏化机制形成后，你就会上瘾，最终形成的就是“自我剥削”。自我剥削其实是一种主体性过剩，自己把自己调动起来，为了多挣钱不停地跑，加入这场游戏之中。我就会想，你是否需要把这么多的精力和时间都投进来？或许需要，因为可能家里要盖房子、要养小孩，但是整个平台资本体系所带来的是主体性被过度调动，有点“兴奋剂”那种感觉了。

背着瑜伽垫随时准备“睡大街”的骑手 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我在2021年加入你的调研小组时，你正好开始了对女性骑手的田野调查。为什么关注到女骑手？在你看来，除了骑手的普遍化困境，女性骑手会面临哪些差异化的困境？

孙萍：我觉得是自身性别使然，而且我认为，性别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不能被忽视。当时访谈里可能正好出现了女骑手，所以就决定关注她们。至于她们所置身的性别化困境，可能有这几点。第一个是，女骑手在进入这一职业时，首先要克服走上街头的“恐惧”，或者说“去污名化”。因为她们大部分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工群体，在那种环境下，她们往往还是受到传统风俗，比如女性不要抛头露面的认知的影响。所以，当她们选择干骑手的时候，其实要在心理上有巨大勇气。第二点，在日常劳动过程中，她们也要与社会偏见对抗。比如，很多人会说女骑手方向感很差、骑车技术不好，也扛不了重物等等。而当她们要在一个特别男性化认知的环境中生存，她们也有自己的性别策略。我在论文里也说过，很多女骑手会选择示弱，比如在迟到的时候嘴甜一点、道个歉，很多顾客也会原谅她们。

南方人物周刊：当你访谈女骑手的时候，会因为相同的性别身份对她们有更多共情吗？

孙萍：不好说，因为我的访谈对象当中大部分都是有家室、有一两个孩子的，在这个点上，我觉得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就不太一样。有时候，我会觉得女性性别内部的差异比性别外部的差异还要大，所以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虽然能够在学理和认知上知晓她们遭遇的困境，但是我并不能感同身受，也没有太多话语权能代表她们，因为我们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经历。

南方人物周刊：作为一个研究者，当你从事这样现实性极强的学术时，“共情”对你而言重要吗？

孙萍：重要，也不重要。我记得2023年有次上课时，我对学生说，我认为学者的视野是改变这个社会，然后我突然哭了，上气不接下气。学生们惊呆了，完全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但我自己知道，我一路走来看过了太多故事，这些故事让我觉得我有义务去做一些事情，去做出一些改变。在这之后我就开始反思，其实我不能要求所有人都站在我这个要求上做事情，所以我改变了一下策略：有共情当然是好的，这意味着你可以很快地去深入体会一些事情；但同时，改变的发生并不仅仅依靠共情，它可能始于共情，但并不落脚于共情，而是落脚于非常多细微的、甚至有些策略性的地方。

我也在课堂上跟大家说，记录、见证和改变是如何一点一点做成的，不是说你一上来就要改变，这是一个慢慢成长的过程。要有耐心，也要讲策略。想明白了之后，我感觉自己又变得更有力量了一些。单纯的共情，最后可能会丢失掉行动或改变的力量。

2022年，孙萍（中）在北京东高地调研 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平台研究的田野调查你已经做了七年，之前读博士的时候你也在深圳做了很多关于中小型企业程序员的田野。你从理论的高塔里走出，在与具体的人接触互动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解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孙萍：现在说起来，这些年对中国的认知确实是在不停地变化。以前本科、研究生的时候，会有种眼睛长在头顶上的精英主义的感觉，自己想的是要往前走，去更好的学校。到了博士期间，因为香港这个地方交叉了各个国家的文化，这时候看中国会有一种比较的视野。在这里面，你能看到中国在世界的语境里是什么样子，会给你宏观的、世界的站位，但同时又缺少落地感和一些细致踏实的东西。

回到内地之后，更多的成长在于眼皮确实贴近了地皮。这会让我觉得很踏实，因为我知道我的学术是有力量的，这力量感来自我的长期浸润，得益于我与周边环境密切的互动。于是，书本上那些平面的东西开始变得高低不平，反思性开始有了，对话感也出现了。而且这种对话感是实在的，我可以踏踏实实地去瞄准某些人说的话，去形成思辨，这让我变得更有自信和底气一些。

南方人物周刊：你期待你的学术获得某种公共性？

孙萍：是的，这个问题是绝对的yes。所有做学术的人都会想，我做学术是为了什么？肯定有小我和大我，小我就是我要去晋升职称，要有份工作，要有收入，而在这之后，更多时候会想，无论做学术还是什么也好，我做的这个事情能不能让周边的人和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所以，公共性很重要。

而学术，确实可能没有那些实干型的工作对世界的影响来得快。但是，我会把这个世界看作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我们每个人都是网络上的一个转译点，而每一个转译点都拥有自己的能量和潜能。你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就会形成一场风暴。因此，每个转译点上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每个转译点连接起来。我觉得学术就是这样一个工作，是交叉在媒体、企业、政府、学生、社会民众之间的一个很有趣的转译点。

记录和书写是有力量的。它的力量可能没那么大，但就像我上课一样，哪怕有一个学生，因为我的一句话而有所改变，或者获得了人生的一些想法，这都很有意义。互动是时时刻刻存在的，改变也是可能存在的，不知道在哪一个点上，它就可能会改变。比如2020年那篇公众号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至少让全社会在情感上对骑手有了更多宽容，平台公司也有努力优化自己的算法。还有像“新职业伤害险”这类在政策上很好的推进，全社会呼吁对骑手的权利保障、不让他们变成个体工商户等等，都是有帮助的。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吴俊燊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责编 周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