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东京奥运会的时候，英国BBC曾做了一则专题报道，讨论一个奥运很热门的话题：“如果让奥运选手裸体上阵，那会怎么样？”

之所以有这种讨论，当然是因为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后三世纪，在古代奥运会超过一千年的历史里，绝大多数选手真的都是一丝不挂的。

为什么古代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不穿衣服呢？

其实，如果我们抓住一个公元前的古希腊人，质问他“为什么运动员都不穿衣服？”他恐怕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对他来说，运动员裸体上阵，是如此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也不需要解释。事实上，在古代文献中，你还真找不到谁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所以，假如我们真要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恐怕必须换个角度问── 后来的运动员，为什么不再裸体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就一定要涉及古希腊人眼中“人和身体的关系”的演变史，同时这也牵涉到“人和神的关系”的演变史。要弄清楚这段演变史，我们就绕不开公元前八世纪最重要的两份文献：《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份文献有个共同的作者，那就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史诗作者荷马。

在盲诗人荷马的口中，“神”和“人”的界线是不明确的。《伊利亚特》最重要的主角阿喀琉斯，就是一位半人半神的英雄。他的爸爸是人，妈妈是海神忒提丝。阿喀琉斯出生时，忒提丝抓住阿喀琉斯的脚踝，将他浸泡在冥河里，使他拥有金刚不坏之身。可惜脚踝被抓住的地方没泡到水，“脚踝”也就成了阿喀琉斯全身上下唯一一处同凡人一样可以被伤害的地方。而这个一生骁勇的阿喀琉斯，最终的结局也正是被人用箭射中脚踝而死。

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人不只可以和神结婚生下后代，人甚至可以挑战神的谕示、挑战自己的命运。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悲剧《伊底帕斯》里，一位国王生下了儿子伊底帕斯，就在这时国王听见神谕，说伊底帕斯将来会“弑父”，会杀了自己的爸爸，于是国王令人将伊底帕斯带到野外丢弃等死。

在《伊底帕斯》里，这是人对命运进行的第一次挑战，同时也是一场失败的挑战，因为奉命丢弃伊底帕斯的人心生怜悯，将伊底帕斯转送给了邻国的人。后来，伊底帕斯辗转得到邻国国王的收养，成为了邻国国王的养子。

不明白自己身世的伊底帕斯，有天也听说了那个揭示自己命运的神谕。为了不要伤害父王，他决定逃离这个他从小长大的国家。这是人对命运进行的第二次挑战。当然，这仍然是一场失败的挑战，因为伊底帕斯最终回到了原本出生的国家，并且在一场马车意外中，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王。

人挑战神谕、挑战命运，当然是会失败的。但古希腊人就看重这种挑战的精神，即使失败了，仍然会被认为是了不起的英雄。

事实上，这份“挑战精神”正是古代奥运会里最震撼人心的奇景。在奥运会场上，运动员的最高目标与最高荣耀，就是一次次打破人们以为的人类身体极限，一次次追求“更快、更高、更远”。

取得冠军的那些选手，当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城邦，不仅会得到整个城邦的景仰，还会得到一尊属于自己的雕像，上面铭刻着他在奥林匹亚获得冠军的事迹，然后雕像会被放到宙斯神殿里，永远流传下去。

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所谓“英雄”就是那些凡人之上，却又不是神的存在。奥运会场上最杰出的冠军，在当时的人眼里，不折不扣就是凡人之上、仅次于神的“英雄”。《奥德赛》里，荷马也明白说了：

“运动场上，人靠着他的手、靠着他的脚所取得的胜利，是人世间任何荣耀都比不上的。”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前五世纪这三百年的时间里，人靠着一副凡人的身躯，就可以去挑战极限、挑战命运、挑战神和人的界线。对古希腊人而言，身体并不羞耻，身体也并不污秽。唯有透过身体，人才有可能取得人世间的最高荣耀。虽然身体最终一定会衰朽、会消失，但身体所承载的挑战精神，是可以不朽的。

四百年之后，原初的“奥运精神”也慢慢有了转变。

在公元前四世纪的《申辩篇》里，苏格拉底因为“腐化年轻人”和“不敬神”而遭到起诉，接受雅典公民的审判。《申辩篇》就是苏格拉底自我辩护的最后陈词。很多人不知道，在《申辩篇》其中一段里，苏格拉底提起了奥运会。

白话点翻译，苏格拉底大致的意思是：“雅典公民们啊！你们用公费供养奥运会的冠军，给予他无上的光荣，但你们是怎样对我的？我是一个追求正义、追求美德、追求智慧的人。我比那些奥运冠军更值得你们尊敬、更值得你们供养、更值得你们给予奖金。但你们准备判我死刑。”

说完这段最后的申辩，陪审团便以281票比220 票，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在这里，我们不讨论苏格拉底的自负，也不讨论雅典公民的愚昧，我们要讨论的是：在苏格拉底的申辩里，他明明确确把“心智”的重要性放到了“身体”之上。对苏格拉底来说，心智上的锻炼，比身体上的锻炼更值得追求，也值得更多的荣耀。

这种高扬心智，贬低身体的看法，到了苏格拉底学生的学生亚里斯多德那里，愈发变本加厉。亚里斯多德严格禁止学生锻炼身体。他认为智性上的追求，和体能上的追求，彼此是互相排斥的── 如果某段时间你想求学问，那你就不能去练体能；而如果你想练体能，那你就不要来找我亚里斯多德求学问。

亚里斯多德过世四百年之后，在演说家“金嘴狄翁”（Dio Chrysostom）的讲稿里，甚至出现了一段极尽贬低运动员之能事的文字：“那些没有用的人，都应该被切了，做成宴会上的一道菜……我真心认为，那些运动员的智能比不上猪。”

隔上几段文字，金嘴狄翁又说：“一只野兔或一只鹿，都可以轻松跑赢一个奥运会的短跑冠军。而这个世界上，没有比野兔和鹿更懦弱的动物了。”

苏格拉底的下场，是被判处死刑。但是到金嘴狄翁之后，在各行各业的文献里，都可以看到许多贬低身体的说法。

公元二世纪，对后世影响力极为重大的医学家盖伦曾经这么说：“那些运动员即便是在梦中也未曾想过心智方面的事。他们的思考能力如此低下，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拥有大脑。他们完全无法进行逻辑思考，他们和那些愚笨的动物一样缺乏心智。”

公元三世纪以降，基督教在欧洲迅速兴起。前述这套贬抑身体的看法，基督教一方面对它有所承续，另一方面又有所开创。

与此最直接相关，也是最著名的一段文本，当然就是《创世纪》里，亚当和夏娃面对裸体时的反应。当伊甸园里的两人第一次察觉自己赤身露体时，他们惊觉那是“不对的”，他们感到“羞耻”，他们想要赶快找东西把身体遮起来。

到这里，身体的重要性不但比不上脑力，身体甚至成为了羞耻感的来源，成为了需要隐藏起来的东西。

不只如此，基督教的兴起，同时带来了一场观念上的质变。“身体”的对照物不再是“心智”了，而变成了“灵魂”。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有一段话，他说：我折磨我的身体，叫它服从于我。

保罗并不是说我折磨我自己；他说的是，我折磨我的身体。“身体”并不能够代表“我”。那什么可以？那是灵魂。在基督教的观念里，真正重要的不是身体，而是灵魂、只有灵魂。为了保全灵魂，人可以、也应该要对肉体，尤其是肉体的欲望施加压抑、施加否定，施加折磨。唯其如此，人才能够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拯救。

当身体的对照物不再是心智，而变成灵魂之后，古希腊人的观念也就随之消失了，后来的奥运运动员自然也没人裸体上阵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