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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战役的胜负，不仅仅是作战双方在战略、战术上的较量，还是一次对内部关系的考验。

作战双方，哪一方的统帅与前线将领之间在思想和行动上达成的共识越早，就越容易奠定胜局。

在1948年的东北战场上，就面临着这个问题。

作为蒋军一方，蒋氏要和卫立煌达成的共识是守还是撤；而伟人和林总需要达成的共识是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

1947年5月到1948年3月，随着夏季、秋季和冬季的三次攻势，东野在东北已经全歼蒋军57万余人。

蒋军在东北虽然仍然有55万余人，但已经被压缩到长春、沈阳和锦州这三块互不相连的地区。

一面是困守孤城，一面是士气正盛，在东北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可究竟该从哪里先入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先打沈阳？不是上佳的选择。

沈阳地处长春和锦州之间，是蒋军东北“剿总”司令部所在地，不仅拥有20万大军，而且一旦开战，蒋军长春和锦州守军势必要来增援，稍有不慎，东野将会面临被夹击的危险。

而且，一旦东野攻击沈阳，对长春的围困定会减弱，长春守敌很有可能借此机会突围。一旦让长春守敌跑了，东北的蒋军将丢掉了一个包袱，卫立煌很有可能会听从蒋氏的命令，率部从沈阳逃跑。

在1948年的春季，蒋军在东北虽然已经失去了翻盘的可能，但要是不顾一切地逃跑，他们还是具有这个能力的。

而对于伟人来说，在1948年春季，尤为担心就是的就是东北的蒋军南逃。

当时，关内的大战已经展开，虽然我华北、中原和华东各部均大有斩获，但蒋军仍有能力维持，战局并未明朗化。

一旦东北的蒋军南逃到锦州，与华北的傅宜生部连成一片，将会关上东北的大门，把东野的大军封堵在关外。

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对关内的战局将非常不利。

要知道，蒋军在东北的这50余万兵力大部分都是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如果入关后加入华北、中原或者华东战场，都将给我军带来巨大压力。

因此，先打沈阳的策略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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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先打长春呢？

其实，在1948年春，长春就已经是一块死地了，仅有的战略价值就是在东野可能攻打沈阳的时候可以从后攻击东野的侧背。

可这一点价值相对于蒋军为了维持长春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成正比的。以当时蒋军的空运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守军日常的生活需要。在客观的意义上来说，长春对于蒋军来说，与其说是一个具有战略价值的要地，还不如说是一个包袱。

如果先打长春，反而给蒋氏减轻了一个包袱，让蒋氏和卫立煌再也没有了顾忌，反而会坚定其南下逃跑的决心和速度。

因此，先打长春也不可取。

那么，先打锦州如何呢？

锦州位于华北和东北的交界处，西临山海关约200公里，东距沈阳230公里，是入关和出关的交通要道。

自古以来，出关或者入关有两条路，一条是走山海关、锦州一线，另一条是走海路，从大连或者营口上岸。

一旦让卫立煌这50万大军沿锦州逃到了关内，蒋氏只需要派出10万兵力就可以占据山东，阻挡东野由海路入关的通道。虽然以当时东野的实力，想要组织大范围的渡海作战是不现实。

当时，我军在关内的主力都集中在中原地区作战，山东地区是战略后方，兵力相对空虚，是无法阻挡敌军强有力的攻势的。

如果胶东地区被蒋军占领，大连等地生产的炮弹将无法作战支援中原作战，这将会严重影响战争的进程。

现代战争是一场火力制衡的战争，失去了强有力的火力支持，战争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因此，要想阻止东北的蒋军南逃，只能抢先手占领锦州，封堵住蒋军入关的通道。

既然我军对锦州的战略地位如此重视，难道蒋氏就不重视吗？

这也不尽然。

早在1947年的时候，当时的美军观察团代表巴大维见蒋军在东北的战局每况日下，就建议蒋氏撤出在东北的全部兵力，固守锦州，把东野封堵在关内。

蒋氏也认为这是个高招，但迟迟未能执行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蒋氏不欲扔掉长春。

蒋氏认为，长春在当时属于在国际在上有影响力的大城市，抛弃国际名城，有碍国际观瞻。

其实，长春根本就不是什么国际名城，只不过在伪满洲国时期有点名气罢了。

但蒋氏爱面子，面对东北籍代表的强烈反对，也只能打消了这个念头。

其二、卫立煌不同意。

当时，卫立煌刚就任东北“剿总”总司令不久，如果在此时就抛弃了长春，这个责任由谁来负？

鉴于以上两个原因，蒋氏也只能放弃了舍弃长春的想法。

不过，虽然蒋氏不肯放弃长春是个失误，但他命令卫立煌把部队由沈阳撤到锦州的决定是合理的，他也意识到了锦州的重要性。

可卫立煌却坚决不奉命。无论蒋氏如何催促，卫立煌就坚持抱定“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固守沈阳坚决不离开。

正是因为蒋氏和卫立煌这一对统帅和前线将领之间在战略决策方面迟迟未能达成共识，以至于贻误了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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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和卫立煌在战略决策上迟迟未能达成共识的时候，伟人和林总之间在究竟是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

当时，伟人意欲先打锦州的战略布局早已经告知了林总，以林总的才智不可能不参透这其中的用意。

可在1948年4月，林总在给伟人发的电报中，仍然提出，在1948年的秋季作战中，攻击目标仍然是长春而不是锦州，这就引起了伟人的不悦。

林总的顾虑主要有以下几条：其一、既然要关起门来打狗，那就要防备着狗急跳墙。

其二、如果先打锦州，就要面临着蒋军东北“剿总”和华北“剿总”两个战区级别的敌人的攻击，以东野的实力能够抵挡得住？

其三、要想先打锦州，就需要调动在北满以及西满的大量兵力，需要绕过由蒋军驻守的长春和沈阳，这么漫长的交通线会随时遭到敌军的打击，这可是犯了兵家大忌。

其四、一旦久攻锦州不下，部队要想从锦州撤退那可就太难了。

要想攻打锦州，东野势必要出动几乎所有的重型装备，如果久攻不下，部队倒是可以撤走，可那些重型装备怎么办？

其五，要想攻打锦州，北满的部队几乎要被抽调一空，留在长春围困敌军的部队严重不足，一旦长春守敌趁机突围怎么办？

其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么庞大的兵力调动需要的粮草数量将是巨大的，从哪里筹措？

其七、如何隐蔽先打锦州战略意图？

鉴于以几点，林总认为，先打锦州取胜的把握不大。而相对于先打锦州，先打长春则把握要大得多。

长春距离东野的根据地比较近，既便于集结兵力，根据地对作战的支援也要便利的多。一旦沈阳之敌增援或者长春守敌突围，也有利于在运动中歼敌。

林总对先打锦州的顾虑和先打长春的便利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的，可是他却忽视了两点：

其一、留着长春，就是在变相给蒋氏增加了一个包袱，让卫立煌下不了马上南逃的决心。

其二、一旦先打长春，却攻而不克怎么办？

伟人虽然对林总提出的先打长春的策略不悦，但出于对前线将领的尊重，还是同意了林总的建议。

就在林总在部署攻打长春的时候，战机出现了，长春守军为了出城搜粮和防卫长春机场的目的派出了两个师的部队占领了距离长春西北约30公里的小合隆镇。

林总下令，各主力纵队立即出击合围小合隆镇，意欲吸引长春守军出城增援，来个围点打援。

可不料，这股敌军很狡猾，见东野出动，不仅没有派出援兵，这两个师的部队也立即缩回长春。从此之后，再也不出头了。

鉴于此，林总决定，不再对长春发起攻击，改为围困。

至此，东北战场难得的出现了安静，大家都按兵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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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伟人却在担忧，他担忧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蒋军的战略部署将会发生改变。一旦蒋军做出弃长春的决定，东北战局的主动权将丧失。

1948年7月20日，林总终于觉得这么僵持下去不是个办法，因此给伟人去电表示，还是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打长春。

1948年7月22日，伟人给林总回电：

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

林总虽然认同了伟人南下攻打锦州的计划，但在具体执行的时候仍然和伟人的设想有一定的差距。

在北宁线打响后，林总先把攻击的目标盯在了锦州外线的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和山海关一带，并没有集中主力直接攻击锦州。伟人知道林总的用兵谨慎的风格，先扫清外线是为了接下来攻打锦州的时候不受外线敌军的干扰。

可攻打锦州，是一场战略级别的大决战，已经不需要这种精打细算了。扫清外线是需要时间的，如果敌军来援的速度快，很有可能会丧失攻击锦州的战机。

就当伟人和林总在战略决策方面达成共识的时候，蒋氏和卫立煌仍然在为是否出兵救援锦州纠缠不休。

在明知东野对锦州发起进攻的时候，在蒋氏严令救援锦州的时候，卫立煌仍然抱着“决不出动”的策略。

在实在无法抗拒的时候，卫立煌采取了默不发声的态度，拒不执行蒋氏的命令。后来实在无法抗拒，只能派出了廖耀湘，但廖耀湘也不是之前的廖耀湘了，他采取了机会主义的作战方式。

明知道救兵如救火，可廖耀湘并没有直取锦州，反而率部去攻占了彰武，断了东野的粮道。这个举措看似高明，但投机的成分太高。他之所以采取这个策略，是基于两个假设，

一是锦州守军范汉杰能够守住，二是侯镜如部能够突破塔山防线。

如果这两个假设成立，到那时，东野大军屯兵于坚城之下，久攻不克，定会弹尽粮绝。他断了东野粮道的价值就会体现出来。

可假设毕竟是假设，廖耀湘也终于为自己的机会主义付出了代价。

辽沈战役的经验证明，在一场大战中，哪一方的统帅与前线将领尽早地在战略上达成了共识，哪一方就赢得了胜利的先机。

不仅是辽沈战役，蒋军在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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