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南北西东，哪一种食物最接地气，红薯应该首当其冲。它在菜市场随处可见，便宜的几块钱就能买一大堆。而老人们对它更感到亲切，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粮食短缺的日子里，红薯充当了人们一半的主食，同时也是小孩子屈指可数的零食来源；从红薯饭、红薯粥、红薯粉到红薯干，红薯成为物资缺乏时代深刻的童年记忆。

如此接地气的红薯，却实实在在是舶来品，所以又名番薯。它的原产地在美洲，后来由西班牙人带到了吕宋（菲律宾）；清朝的时候，福建人陈振龙将其从吕宋引入中国。它最大的特点是耐旱且适应性强，生长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管理，因此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能种植。据说当时为避开海关检查，陈振龙尝试了好几次，最后将红薯藤绞在货船缆绳里才成功偷运回国。回国后，他将红薯藤献给了福建巡抚，巡抚当即下令试种，果然结出了又甜又大的红薯。

不仅如此，红薯产量高，好地亩产能达到一万斤，普通的地亩产也能轻松达到五六千斤。而且红薯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营养丰富，所以从哪个角度，是优秀的代粮食品。如在陈振龙将番薯带回福建的第二年，恰逢东南沿海水灾，巡抚便令全省抢种番薯，结果都获得了很好的守成，千万人靠着番薯度过了荒年。而康乾盛世甚至被称为番薯盛世，因为番薯的引入，大大减轻了粮食压力，清代人口实现了大幅增长，到道光年间，人口已从清初的几千万达到四亿。

而当得了主食的红薯，还是百搭的健康食材，蒸煮煎烤，样样满足你的味蕾。

在笔者的记忆里，红薯相关的小吃，丰腴了八十年代整个童年。8月到10月，是红薯成熟的季节，大人们将地里的红薯挖出来，挑回家，先堆在堂屋里晾着，同时小孩子们就进入品尝红薯各种美味的甜蜜时间。生吃、蒸着吃、烤着吃是基本模式，而我们最喜欢的是在火塘里煨着吃。又大又圆的新红薯，埋在灶膛里的灰里，一边烧柴火做饭、烧水炒菜等，中间将红薯翻个面再盖上柴火。等到烤红薯的香味飘出来，便将柴灰拨开，拎出红薯。红薯的外皮烤得焦焦的，将皮扒掉，吃一口，香甜软糯，顿时觉得，世间的美味不过如此。

红薯片则是我们童年最喜爱的小吃。将红薯洗干净，连皮一起蒸熟，切成片，用簸箕摊开，晒上几日，红薯干就成了，味道甜甜糯糯的，大人孩子都喜欢。红薯干一般用红心或者黄心红薯，甜度高，而针对味道淡一点的白心红薯，大人们会做另一种红薯饼。做法是将红薯蒸熟后、捣碎，摊成薄薄的大饼再晒干，过程中可加入姜和橘子皮碎。这种饼很方便卷起来，嚼起来有韧劲带着淡淡的香甜，十分耐吃。小孩子上学的时候带上一张，再也不担心肚子饿了。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红薯这些原生态的吃法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受到更多的青睐。如冬天的时候，无论南北，烤红薯摊都是街头美食的一道风景。除此之外，红薯作为食材，在经典美食的搭配上也如鱼得水。

红薯磨成粉，就成为面粉一般的存在，可以独立做面条、粉丝、糕点等，这在北方尤其普遍，红薯粉、红薯窝窝头、红薯糕、红薯煎饼等等，不一而足；在南方，酸辣粉江湖里就有红薯独挡一面。另一方面，红薯可以充当淀粉、打芡收汁，为其他面皮、粉肠、火腿肠做辅助，如将红薯溶于水，做成勾芡，荤类食材在里面打个滚，再用油煎，炸出来的肉蓬松酥脆嫩滑，入口唇齿留香。红薯粉还能与肉馅结合搅拌，做成各种风味的丸子，打汤喝味道美得一批。

笔者家乡有一道特色美食叫蛋糕花，《舌尖上的中国》曾报道过。其做法是用红薯粉和肉馅加上调料做成馅，外面包上鸡蛋皮，象个大春卷，蒸熟后切成片，可以直接吃，也可以做汤或者拌菜吃。而其中红薯粉的作用颇为关键，它既负责将肉馅粘起来不至蒸的时候散开，也奉献了糯和香的口感。每年过年，笔者家里都会做蛋糕吃，其是年夜饭的重要组成。

另一面，对广东人民来说，番薯糖水是常喝常美的。在冬夜的街头，常常会看到几口大锅飘着热气的糖水摊，几张简陋的桌椅就摆在街旁。走过去，挑选一张坐下，和老板要一碗番薯糖水，就着微凉的晚风，喝一口，甜润的感觉从口到胃，全身暖乎乎的，整个人都精神起来。

当然，社会在进步，番薯也在进化。这些年，番薯的品种不断升级，呈现出争奇斗艳的局面。如海南的鸣门金时地瓜、福建的六鳌密薯、临安天目小甜薯、云南的太阳蜜薯等，都是今日番薯江湖里耀眼的存在，它们在甜度、糯度、肉质细腻度各显神通，给都市的人们更多美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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