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几番周旋运作的李宗仁如愿以偿的竞选上位中华民国“副总统”，以他为代表的整个国民党“桂系”集团首脑们均沉浸在一片胜利的喜悦气氛中。但很快，老蒋的一通任命让桂系内部再度掀起了波澜。

这年6月1日，老蒋关于委任李宗仁的“铁杆盟友”白崇禧为“华中剿总总司令”任命书便摆在了白崇禧面前。只不过，这次白崇禧并没有本着“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初心，却一反常态的来了个拒不接受，且负气的离开南京到上海“隐居”了起来。

之所以不认可这份任命，倒不是说这个位置比之此前的“国防部长”而言含金量低，实在是老蒋首鼠两端的态度所致，即一边承诺给予他全权指挥的权力，一边又单独设立了“徐州剿总指挥部”以分化自己的权力，作为纯军事将领而言的他，深知缺乏统一有效的领导指挥是两军交战的大忌，这个意见不一致，处处受制的自己便无法全身心的大展身手。

而老蒋虽始终有防范和忌恨之心，但局势恶化已不得不让他再度启用这位军事上的“小诸葛”。于是，派出了自己的亲信，也是早在20年前便与李宗仁和白崇禧等人深交的“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出马，赴上海劝说白崇禧就任。

吴忠信早年曾担任过桂林卫戍司令，与李宗仁和白崇禧也算得上是挚交。但此时正在气头上的白崇禧对远道而来的“说客”无不充斥反感，加之没有抓住白崇禧的心理活动，吴忠信的这次游说也就无功而返了，但好在回南京后，他旋即向老蒋建议了由黄绍竑出面说服白崇禧的方案，并得到了老蒋的同意。

事实证明，这次的人选是正确的。倒不是因为黄绍竑作为桂系军队中的“三号人物”而与白崇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他比任何人更清楚的深知白崇禧内心所想所需。

原本白崇禧的内心是十分抗拒的，自己阵营中最可靠的盟友竟然也充当“说客”角色来“逼”自己屈从老蒋，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同时也无不愤懑。也正因如此，刚一登堂入室的黄绍竑便吃到了他的“闭门羹”：“要是代表那个人来劝我的，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

可深谙权谋心术的黄绍竑又岂是普通游说之人可比的，他直截了当的亮明了自己的态度：“是他让我来的，可我也有自己的看法”。

于是，他当面给出了三条简单理由：第一，你这些年来虽位居“国防部长”要职，但身在南京如同“笼中之鸟”、“网中之鱼”，作为军事将领的指挥能力无法施展；第二，无论老蒋设几个“剿总”指挥部，只要你能到武汉就任，至少20万桂系军队能牢牢掌握在手，这就是你的资本和话语权；第三，一旦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创造条件逼迫老蒋下野，为德公（李宗仁）出山全面主持工作提供一个有利的政治局面，这岂不是一举多得吗？

毫无疑问，黄绍竑的三条理由条条扣在了白崇禧的心弦上，令他拨云见日般茅塞顿开。虽说他对政治并不敏感，也不似李宗仁那般措置裕如，但这些明显道理他却也了然于胸。

随即，白崇禧动身前往南京谒见老蒋。这次会晤，他不再坚持以往反对分设指挥系统和集中统一领导于自己一身的意见，而是在确保“华中剿总”一切行动和安排由自己全权负责的基础上，赞成由老蒋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指挥部。

对白崇禧而言，自己得到了外出掌兵的乘势发展机会，对老蒋而言，自己的“领袖”权力地位未受到威胁的同时，也确保了白崇禧能替他守住江南“半壁江山”，退一步讲，即便白崇禧心口不一、阳奉阴违，但远离了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南京，自己的心病也能了却一大半。

双方各取所需，又相互利用，勉强维持着力不从心却又心有不甘的残局。

半年后的1949年1月，自恃占据长江天险的白崇禧借“划江而治”的和谈缘由两次通电逼迫老蒋下野，最终“迫使”老蒋于当月21日隐退浙江奉化。

黄绍竑为白崇禧规划的最终目标似乎已经触手可及了，但彼时的败局已定，不是一个“退而不休”的老蒋和“有名无实”的李宗仁能改变历史结局的。

话说回来，白崇禧决定赴“华中剿总”就任的那一刻，颇有一种当年三国时期刘备借领兵征伐袁术之机脱离曹操的气势，当时刘备说出了那句惊世骇俗的铿锵之语：

“我乃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此一去如鸟上青天，鱼入大海，再也不受羁绊了。”

只可惜，白崇禧没有刘备的格局，也没有刘备“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