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湖南浏阳一老人汤代煜写了封信给中央军委，希望能查找一下父亲的下落。

在汤代煜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一直是很模糊的。他所能了解到的情况就只有简单的一两句，父亲名叫汤世积，原来当过红军，还曾是一个团政委，后来牺牲在战场上，因为是在革命战争期间，汤世积牺牲十几年后，家里都还不知道情况。

图|易荡平画像（原名汤世积）

一直到1954年，中央领导和县民政局才发来的信以及烈士证明书，家里人才确定汤世积是牺牲了。

可当时这封信中，只是说明了牺牲的情况，并没有说明人到底是牺牲在哪里。

汤世积的妻子李习卢在建国后曾致力于查找丈夫的下落，到1978年病逝，始终未能实现这一心愿，去世前她嘱咐儿子汤代煜：

“一定要找到你父亲的尸骨。”

母亲找了几十年都没找到，汤代煜一时之间也没有什么线索，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写了封信给中央军委。

时任国防部部长的迟浩田接到信后，立即叮嘱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并将信转给了聂荣臻元帅。

尽管聂帅年事已高，但对当年的往事依然印象深刻，他看到信中“汤世积”的名字后，反复的回忆了过往，最终才确定，“汤世积”其实就是原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

“他是牺牲在长征时期湘江战役的先锋岭。”

1984年春，全州党史办按照中央指示，专程到了湘江战役的脚山铺战斗遗址考察，这才发现原来当年易荡平牺牲后，就安葬在这里，当地百姓感念红军，于是每年都到坟上去祭奠，就像是去探望亲人一样。

图|聂荣臻

广州军区以及全州党史办、民政部门后来还找到了当年目睹易荡平牺牲，参与掩埋的唐功文、王寅修老人询问，并提出了开棺验尸的请求。

在唐功文老人的指引下，唐功文在发掘的墓中，找到了当年为标记位置安放的三个大石头，全州党史办的工作人员也在墓中发现了一枚印有“八一”印记的钢制纽扣。得以墓中安葬的人是易荡平。

1988年，经各方人员不懈努力，为易荡平烈士重修了坟墓，聂荣臻元帅也专程为墓碑题字“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之墓”。

1989年，全州党史办主任马光摇专程赶往易荡平老家湖南浏阳，找到了易荡平的家人。

至此，已经年过花甲的汤代煜才终于确认了父亲的情况。

汤世积就是易荡平，易荡平就是汤代煜，是经聂荣臻元帅亲自确认的一件事。

1908年，汤世积出生于湖南浏阳县达浒乡，尽管出身贫苦，但却接受过教育，先后毕业于毕业于达浒高小、长沙楚怡中学等学校。也因为思想进步，汤世积回乡后在母校任教，并致力于宣传革命思想。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各地成立早期党组织，汤世积也在共产党人黄建中影响下，积极投身革命。

1926年8月，在黄建中、彭商仁介绍下，汤世积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见过汤世积的老人回忆，汤世积性格十分活跃，虽然看起来文质彬彬，但是讲话却很大声，他讲课的内容十分生动，深受当地农民的喜爱。

图|《汤氏族谱》中记载汤世积以及其子汤代煜的名字

当年夜校的学员、郑梓忠后来回忆说：

“汤世积很会说话，讲课很吸引人，50多年前听他讲列强如何瓜分中国的情景，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就象昨天的事一样！”

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后，反动派卷土重来，浏阳的党组织遭到破坏，不少的党员以及农会干部被捕牺牲，汤世积等共产党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八七会议后，浏阳地方党组织决定响应中央号召，发展武装力量对抗反革命。

1928年春，浏东特委在接受了平（江）湘（阴）岳（阳）游击总队支援的20支步枪后，决定成立浏东游击队，年仅20岁的汤世积是第一个举手赞同的，并且也是游击队第一批的队员，在宣誓大会上，汤世积当众宣称：

“我要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不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绝不放下枪杆子！从今天起我正式改名易荡平！”

在诸多革命先烈以及开国将军中，多数人都有过改名的经历，有些人使用化名后来还一直用到了解放后，包括毛主席在转战陕北期间，都用过李得胜的化名，寓意着革命将会胜利。

这些名字都蕴含着对革命后建立新中国的美好的憧憬和愿望。

图|易荡平烈士后人在江边祭奠

有关汤世积为何改名的问题，时隔多年后，全州县副县长蒋学军和汤世积的曾孙汤裕福都发表过各自的看法。

蒋学军认为，“汤世积”这个名字，从中国古典文化的角度分析，是希望汤家能够世世代代积累财富，永远过着富足安稳的生活，而改名后的易荡平，从每个字来分析，“易”有变化、改换的含义，代表汤世积改变不公平的社会理想，“荡平”的名字中同样蕴含着这一层意思，另外汤世积利用深厚的文学功底，将自己的姓也柔和在新名字中，“荡”字“平”了以后，不就是汤姓吗！

这一说法后来得到汤裕福的认可。

尽管易荡平在军事上并非是科班出身，但熟悉他的人都称他脑子灵活，善于分析，为游击队几次战斗出谋划策，虽然当时敌我力量悬殊，但易荡平总能想到办法，不费吹灰之力打垮敌人，以至于他身边的战友总是称赞他：

“易荡平呀易荡平，你真有荡平天下之奇才大略呢！”

“易荡平可真称得上是个小诸葛亮。”

1928年7月，浏东游击队改称平浏游击队，同年10月，平浏游击队与几支兄弟部队合编为红五军第二纵队，值得一提的是，红五军当时是彭老总领导平江起义的部队改编而来的。

两个月后，彭老总率领红五军第一、第三纵队上了井冈山，红五军第二纵队在黄公略率领下始终坚持在湘鄂赣地区坚持斗争。

图|易荡平生前穿过的草鞋

1929年9月，红四军第五、第六纵队（原彭老总率领的红五军，后来合并进入红四军）与二纵队会合，重新成立了红五军。

1930年6月，红五军、红八军（原红五军第五纵队扩编）合编为红三军团，红五军第二纵队也改称红三军团第一师，易荡平任一团团政委，不久后又升任一师政委。

几经血战，易荡平到此时已经成为红军之中最著名的将领。

1932年6月，易荡平调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39师任政委，该部是属于宁都起义改编而来，为了快速将这支部队建设成主力红军素质，易荡平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才几个月的功夫，就让39师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易荡平的战友，原红十三军37师政委慕容楚强回忆说：

“易荡平年纪比我小十多岁，可是做事果断，说干就干。那时红三十九师的军政团结搞得很好。记得他在军的政工会上说过，我们要有政治眼光，胸怀开阔，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尊重别人，团结这些非党的同志。易荡平的政治才干强，军事上很有一套，是一位出色的党代表和政治委员。”

后来红38师、39师合编为红五军团第13师，易荡平仍任师政委。

1934年4月，易荡平参加广昌保卫战，因立下赫赫战功，被授予二级红星勋章一枚。

不过，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各个部队都遭到了重大损失，易荡平作为具有较强素质的政工干部，被调到了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任政委，当时部队急需补充新兵，易荡平为此与兄弟单位深入苏区各县，使得部队在较短时间里得到了快速的补充，并形成了初步的战斗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走上长征之路。

在沿途连续突破了敌三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主力抵达了湖南南部、湘江东岸，这时蒋介石调集主力近30万大军，准备将红军主力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

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在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当时负责开路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都已经率先渡江，并抢占各个渡口，可因为道路狭窄，加上中央纵队所携带物资过多，进展缓慢，致使红一、红三军团以及各个阻击部队均遭到惨重损失。

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率先渡过湘江，并抢占了脚山铺至界首间30公里的湘江两岸渡口。

当时红二师四团比敌夏威部先一步赶到界首，一番激战后，击退了桂军，然而因为行动迟缓，当时红五团未能先于敌何健部占领全州，致使全局陷入被动，中革军委当时严令红五团，控制全州以南地区。

图|湘江战役

关键时刻易荡平与团长钟学高商量后，决定抢占全州以南脚山铺地区，并派出先头部队在鲁板桥阻敌。

脚山铺是一个不大的村子，全村仅有二十几户人口，但从地理位置上判断，脚山铺紧挨着桂黄公路，是能控制敌人的绝佳位置。

林彪、聂荣臻在勘察地形后，也决定将阻击阵地设在这个位置上，不久之后，红一师、红二师主力相继赶到脚山铺（当时红一军团下辖红15师归中革军委直接指挥，配合红五军团殿后掩护）。

从11月29日开始，红一军团便在脚山铺与追击而来的国民党军湘军展开激战。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红一军团在兵力上并不占优势，大约只有两万余人，而追击而来的国民党军追缴军第一路军刘建绪部却有七万余人，并有飞机，大炮等配合进攻，战斗一开始双方就陷入胶着状态。

对面的敌人当然不会给红军机会，一开始就投入了大规模的兵力，脚山铺虽然易守难攻，但又是一个簸箕形的地形，正面过宽使得敌人能够一次性投入很多兵力进攻，对于当时据险以守的红军十分不利。

更为关键的是，敌人后不仅加强了正面的攻势，还开始从侧翼进攻，防守的红军压力陡增。

进攻红二师防守阵地的，主要是章亮基的十六师和李觉的十九师，他们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右翼前突的先锋岭阵地。

图|脚山铺阻击战战场示意图

当时红五团的两个连负责防守先锋岭，其余主力则负责防守红二师指挥部所在地——黄帝岭阵地。

红五团其实在脚山铺战斗前就已经很疲惫，之前大部队连续冲过敌三道封锁线，红五团都承担了最艰难的任务，每个战士都是超负荷的的运作，时任红五团政委的易荡平人更是在短时间内就瘦了一圈。

先锋岭战斗从一开始就很惨烈，因为敌人集中了飞机、火炮轮番轰炸，当时先锋岭上密密麻麻的松树都没猛烈的炮火烧的光秃秃的。

团长钟学高本来是跟着主力守在黄帝岭，但战斗一开始，他就发现了先锋岭上两个连有些势单力孤，于是带着部队就增援了上去，结果在战斗中，一发流弹打过来，击中了他的腰部，政委易荡平立即命人将他抬了下去。

从这时开始，易荡平便以政委之职，结果了全团指挥任务。考虑到先锋岭是黄帝岭的屏障，同时还肩负掩护红四团扼守公路，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易荡平在团长负伤后，当即带着人扎根到了先锋岭。

连续几日激战，易荡平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但弹药也为止消耗一空，活着的战士们也只能从牺牲战友的身体下，拿出一些残余的子弹、手榴弹。

不久之后，红一师防守的米花山阵地、美女梳头岭阵地也相继失守，红五团的先锋岭为止更加突出，敌人从三面进攻，山上的兵力越打越少，就连易荡平此时也都受了不轻的伤。

就在此时，红二师师长陈光打来电话通知易荡平：

“军委一纵已全部渡过湘江，军委二纵正准备渡江。要求你们再坚持到天黑，圆满完成保卫中央纵队渡过湘江的任务！”

易荡平心中略感宽慰，但他也知道，此时已经到了最后时刻。

“大功告成，死而无憾。”

对面的敌人又冲了上来，红五团的伤亡越来越大，就在敌人即将冲到面前的时候，易荡平的当时警卫员齐丁根要背着他一起撤退。

当时易荡平的腿部负伤，手枪也打光了子弹，情知自己已经无法撤退，他对着警卫员大声喊道：

“快！给我补一枪，我不能当俘虏。”

“政委！”

齐丁根惊呆了，嗫嚅着喊了一声，作为战友，他不忍心下这个手。

图|易荡平烈士家属向湘江战役纪念馆捐赠烈士遗物

易荡平趁警卫员没注意，一把夺过了他的手枪，朝着自己胸口开了一枪（也有资料称是对准太阳穴）。

牺牲时，易荡平年仅26岁。

脚山铺战斗的惨烈程度远超想象，红一军团伤亡达6000余人，其中光是牺牲的就超过2000人。据说轻易不流泪的林彪，望着漫山遍野的灰色尸体泪如泉涌，建国后他曾到过很多战斗过的地方缅怀，唯独没再来过这个地方。

易荡平牺牲后，警卫员齐丁根找到了脚山铺的村民唐功文、王寅修老人，将他安葬在一个地方。

王寅修老人时隔多年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

“易荡平在先锋岭上带了花，喊警卫员帮他填一枪，那个警卫员舍不得就哭起来了，他一把抢过警卫员的枪就自家打自家，因为敌人来得近，自己又带了花。易荡平死后，村里的蒋和生背他下来放在村头仰天睡着，有个脚穿鞋子，有个脚未穿鞋子，那个人也高高大大的。后来我和蒋和生拿了床破席子将易荡平包好，抬到路边埋。国民党的部队从路上过，他们也未讲长短，也未问俺，俺就埋俺的。到了一九八四年政府来问，才讲起这件事。”

1955年9月，齐丁根被授予少将军衔。

图|聂荣臻元帅为易荡平烈士题写的墓碑

刘亚楼当年是红一军团二师政委，是易荡平的上级，当年先锋岭（刘亚楼回忆录中称尖峰岭）激战，军团政委聂荣臻几次就要亲自带人上去，是刘亚楼拦住他不让他去，本来刘亚楼是想和易荡平一起上阵地，但易荡平说什么也不同意，向他们敬了个礼就带着一个排上去了，后来直接牺牲在阵地上。

刘亚楼当时手里就拿着望远镜，亲眼看到这一幕，一贯性如烈火的刘亚楼也忍不住双手打颤、泪如泉涌。

易荡平的妻子李习卢当年也参加过革命，1928年创建浏东游击队时，李习卢担任过浏阳县维埃第八区秘书职务，在结识了易荡平后，两人慢慢走到了一起，但因为易荡平常年征战在外，夫妻聚少离多。

1934年夏，易荡平给家里人写了封信：

“我就要随大部队远征了，照顾好母亲和儿子。”

然而当时信里并没有说要打多久仗，去哪里打仗。

可自收到这封信后，易荡平便失去了消息。

图|易荡平的革命烈士证书

李习卢带着母亲和儿子生活在一起，历经几十年艰难生活，李习卢始终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丈夫依然还平安活着。然而一直到解放，丈夫始终没有回来。

1951年，李习卢在料理了母亲的丧事，儿子也娶妻后，一个人走上当年红军长征之路，打听丈夫的下落，但始终打听不到易荡平生死的消息。

李习卢去世后，汤代煜接过母亲的大旗，继续寻找父亲的下落，一直到1989年，全州党史办的工作人员上门，汤代煜才知道父亲易荡平在湘江战役中牺牲，遗体就葬在全州县脚山铺，牺牲时任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

汤代煜知道情况后，于同年带着母亲的遗像与儿孙一起到全州县祭奠母亲，考虑到全州县人民政府已经为父亲修了坟，于是汤代煜决定，就让父亲继续葬在这里，同他牺牲的6000余战友在一起。

临别时，汤代煜只是从父亲的坟头带了一捧泥土，准备带父亲的一点英灵回老家安息。

湘江之战的惨烈，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最终只剩下3万多人，即便是到了今天，许多牺牲的烈士姓名依然无法考证。

全州县党史部门后来在考察红一军团在脚山铺牺牲的烈士姓名，其中有名有姓者多达1999人，但这也依然不是全部，更不用说像易荡平这样的红军团政委，一直到牺牲50年后，才找到家人。

无论过去多少岁月，这些牺牲的烈士，我们不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