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7月下旬的一天，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钱其琛正在沙特访问，筹备与沙特正式建交的相关事项。这次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双方决定第二天正式签署公报。

谁知，到了第二天签署公报的时候，沙特的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突然不见了踪影，找了好久都没有消息，最后，建交公报只好延迟签署。

沙特方面对此的解释是，他们的外交大臣有一些紧急事务需要处理。我方代表则感到非常困惑，怀疑沙特是不是对两国建交的事情反悔了之类。

正在我方搞不清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当天晚上，这个沙特的外交大臣又突然出现了，双方于是按照约定，在当天夜里正式签署了公报。

费萨尔亲王抱歉地告诉钱其琛外长，他之所以差点错过签署公报的时间，是因为沙特国王叫他当天紧急前往伊拉克和科威特，调解双方的矛盾。

伊拉克和科威特在过去都属于奥斯曼帝国，后来都沦为了英国人的殖民地。1921年，伊拉克宣布独立，40年后科威特宣布独立。但在这之后，两国的边界却一直没有划定，时不时就会发生武装冲突。

由于科威特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只是帝国的一个县，独立后又小国寡民，但石油资源丰富，非常富庶，所以，在两伊战争中欠了一屁股债的伊拉克就对科威特产生了觊觎之心。当时伊拉克欠的外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欠科威特的，解决不了债务，就解决债主，并占据他的所有家财，这大概就是伊拉克当时的解题思路。

据我国前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回忆，当时伊拉克的外长阿齐兹曾非常直白地对他说过：“科威特难道算是一个国家吗？他们只有几十万人口，而且有一半的居民常年在外国居住，到了夏天，他们全国几乎都空了。他们存在外国的钱比存在国内的还多。”可见，伊拉克根本不把科威特放在眼里。

就在沙特外长因为调解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矛盾，而差点错过与我国签署建交公报的几天之后，也就是1990年8月2日，萨达姆趁着科威特人外出去欧洲避暑度假的时机，突然派兵攻占了科威特。此时的科威特完全没有防备，只能看着伊拉克大军长驱直入，兵不血刃就占据了他们的首都。第一次海湾危机由此爆发。

伊拉克和科威特都是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关系都算得上友好。这次，萨达姆军事占领科威特，严重违反了国际准则，这是不能允许的。

除了口头上的呼吁克制、和平外，8月22日，钱其琛在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时明确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伊拉克入侵并吞并科威特，不管用什么借口，这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会强烈要求伊拉克无条件撤军。

除了外交方面的交涉，当时钱其琛外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保障中国在科威特近5000名劳务人员和侨民的安全，在纷飞的战火中，他们的人身安全和生存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我们的外交人员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到8月29日，我们成功地将全部中国公民撤到了安全的地方，其中还包括不少港台同胞。

据钱其琛外长回忆，当时战争刚一打响，台湾在科威特设立的那个“商务代表处”负责人就落荒而逃保命去了，100多名台胞只好向我们使馆求助，我们尽全力庇护了他们；还有一些拿着英国护照的香港同胞，他们也找到了中国使馆求助，也都得到了我们的全力帮助。

海湾地区位于波斯湾沿岸，是全球的战略要地，这里一旦出现危机，整个世界都会受到波动。在伊拉克占领科威特的同一天，联合国安理会就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谴责伊拉克入侵，要求伊拉克立刻无条件撤军的决议。随后又通过了对伊拉克实施全面制裁和海空封锁的决议。我国对这两个决议都投了赞成票。

在此次危机中，反应最为强烈当然是美国。8月7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就签署了出兵海湾的行动，向海湾地区大规模调兵遣将。一时间海湾地区战云密布，局势非常紧张。

在9月25日的安理会外长级会议上，钱其琛外长指出，中国在原则上不赞同大国军事卷入，这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各方都应该保持最大克制，由联合国、安理会进行调解和斡旋，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

中东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对我国的这一态度都非常赞赏，并希望中国能在这件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私下里，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德奎利亚尔告诉钱其琛：“不管是以联合国的名义，还是美国自己打，都应该避免。如果美国执意单干，那就更危险。当年的朝鲜战争就是一次坏的经历，我不相信美国人会把军队交给联合国来指挥。”

当时的美国和几个西方国家正在积极策划安理会授权他们对伊拉克动武，钱其琛也和他们进行过交流，认为应该再给一些时间，让联合国、阿拉伯国家和其它方面进行调解。但是，面对好战的双方，这个时间无疑是非常紧迫的。

11月，中央决定由钱其琛以特使的身份访问埃及、沙特、约旦和伊拉克，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劝说伊拉克撤军，争取和平解决危机。

在中东地区，我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也不谋求私利，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很受阿拉伯国家信任和尊重的。这次出访，不仅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也可以增强我国的国际地位，扩大我们在中东地区的影响。

在埃及开罗访问的时候，钱其琛外长见到了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贝克，两人在开罗机场贵宾室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谈。

贝克表示说，美国已经对伊拉克实施了3个月的全面制裁，如果制裁无效，美国希望中国不要阻止联合国授权对伊拉克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美国无意在海湾地区永久驻军，在危机消除后，他们就会立刻撤军，只保留之前驻扎在那里的海军力量。

钱其琛告诉他：我们这次出访的方针就是不带解决方案，也充当调解人，只是坦率地告诉伊拉克，他们正面临最后的抉择，要么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要么就会遭受严重灾难。只要还有一线和平的希望，我们就应该力争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在访问沙特的时候，钱其琛见到了逃亡到这里的科威特王公贵族，他们告诉钱其琛，萨达姆正在屠戮科威特人民，如此下去，要不了多久，科威特人就不存在了，不能再给伊拉克更多时间了，必须向萨达姆施加更大的压力。

钱其琛表示，我们不给伊拉克任何利用的空隙，伊拉克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科威特撤军。

访问约旦的时候，情况又不一样了，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向钱其琛抱怨说：国际社会只会对伊拉克实施制裁，而没人和他们对话。有的国家推动阿拉伯国家采取行动，目的其实是企图霸占这里的资源。他非常欣赏中国的原则和立场，希望中国能在和萨达姆的直接对话中推动危机的解决。

11月11日中午，钱其琛外长乘坐飞机来到了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由于海空封锁，曾经繁华的巴格达现在门庭冷落，已不复旧日时光。

钱其琛外长先是和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进行了两轮会谈。钱其琛告诉他，占领伊拉克是不可接受的，现在战争一触即发，伊拉克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伊拉克应该尽快做出最合理的决策。

阿齐兹却讲了一堆伊拉克进攻科威特的理由，说科威特故意压低油价，对伊拉克发起经济战。还说现在中东地区最危险的，并不是科伊战争，而是巴勒斯坦问题。他最关心的问题是，美国是不是真的会动武，以及中国会不会支持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动武。

钱其琛告诉他，把海湾危机和巴勒斯坦问题联系起来是不现实的，美国如果想动武，也不一定非要得到安理会的授权。

第二天上午，伊方派来两辆车，将我方代表接到了萨达姆的住处。这时的萨达姆身穿戎装，腰上还别了一把手枪，一副战争在即的样子。

钱其琛外长问萨达姆，目前战争爆发的可能越来越大，看萨达姆有什么看法。

据钱其琛回忆：“萨达姆说起话来没有客套，直截了当，但强词夺理，不时显出蛮横之态。”

萨达姆的说法是，科威特自古就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就好比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还说，科威特和美国、以色列都有勾结，别看科威特人口少，但经济上有优势，他们想用经济战搞垮伊拉克，还说伊拉克进攻科威特是“自卫行动”。

萨达姆还强调，中东的根本问题是巴勒斯坦，科威特的问题应该和美国撤军、停止制裁等问题一起处理。

钱其琛反驳说：“香港问题和科、伊问题是完全不同的。香港一直是中国的零头，鸦片战争后被英国霸占了一百多年。即便如此，中国还是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伊拉克和科威特是有外交关系，互设使馆的，同为联合国成员和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伊拉克军事占领科威特，这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不否认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性，但当前最急迫的问题是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战争。

萨达姆听后转换话题，询问钱其琛，美国是不是真的要打仗。

钱其琛明确地告诉他：“一个大国，集结了几十万大军，如果他们没有达到目的，是不会不战而退的。为了避免战争的爆发，伊拉克应当自己提出解决方案。”

钱其琛外长后来回忆说：在这次谈话中，萨达姆并没有任何愿意撤军的意思，他后来的一系列战略错误，都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以为只要做出一些缓和的姿态，释放几个战俘，美国就不会真的动武了。

“萨达姆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打着维护阿拉伯国家利益和支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旗号的有野心的冒险家。当伊朗出现混乱时，他趁人之危，打了八年两伊战争。这次入侵科威特，更是公然背信弃义，以强凌弱。但他对形势估计错了。”

正所谓“良言难劝该死鬼”，萨达姆日后为他的错误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不管怎么说，这次访问伊拉克，会见萨达姆，钱其琛外长已经向他传达了各方的态度，以及伊拉克目前的处境和危机，我们最大限度争取和平的心意已经尽到了。钱其琛外长晚年在他的回忆录《外交十记》中写下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伊拉克执意走向自我灭亡的道路，那是咎由自取。”

最有趣的，是美方在事后的态度。

结束了对伊拉克的访问后，钱其琛外长就回到了北京，没过多久，他就接到美国国务卿贝克的电话。

贝克在电话里说，美国正在推动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来解决海湾危机。这个决议中不会出现“使用武力”的措辞，但包含这个意思。目前已有10个安理会成员国赞成这个提法。美国希望中国也能投赞成票，至少不要否决。如果中国要行使一票否决权，那么美国就不会提出这个方案。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提案被否决。

钱其琛回答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对于美国的提案，中方在没有看到案文前，是不能明确表态的。

贝克于是就在电话里把草案念了一遍。他许诺说，如果中国能投赞成票，或者不投否决票，这样，他就会创造合适时机，邀请钱其琛正式访美。

美方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有求于我，但他们又企图把这个问题和恢复中美正常关系挂钩。中央经过讨论后决定，我们向来是主持正义，争取和平的，我们反对战争，同样不支持萨达姆的侵略行为，所以我们将对这份草案投弃权票。

谁知，贝克得知我方接受了他的访美邀请，立刻就改变了态度，开始讨价还价。第二天下午，他就让美方驻华工作人员送来一封信，说他们希望中国投赞成票，如果投弃权票，将对钱其琛的访美“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这种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临时起价，背后搞小动作的做法，显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钱其琛当即回答，美方明显违反了两国外长在电话谈话中达成的协议，美国如果改变了立场，我方就不去了。

贝克的态度很快就软了下来，第二天他表示，中方对上次谈话的理解是正确的，虽然美方仍然强烈希望中国投赞票。

11月28日，钱其琛率领外交代表团抵达纽约，贝克仍想争取我们投赞成票。钱其琛告诉他：“中国人民对当年美国以联合国军的名义进行的朝鲜战争记忆犹新，美国现在仍在对我们实施所谓的制裁，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对于有关提案不予否决，已经是最大的照顾了。”

当天下午5点30分，钱其琛外长对美国提出的678好决议案投出了弃权票，并对这一投票立场进行了解释性发言。

钱其琛外长说：中国既反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又主张和平解决，反对诉诸武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海湾危机，这样做的话，时间可能会长一些，但造成的损失可以小一些，后遗症也会少一些。战争一旦爆发，各方都会蒙受巨大损失。决议草案中“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辞，实质上是允许采取军事行动，这和我们主张和平的一贯立场是违背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决议案中难以投赞成票。

另一方面，海湾危机是伊拉克入侵造成的，而他们至今尚未在撤军问题上采取有力的实际行动。要求伊拉克立即撤军，这一点中国是赞成的。所以，中国对这个决议案也不投反对票。

这个决议案最终以12票赞成，2票反对（古巴和也门），一票弃权获得了通过。

这个决议案通过之后，萨达姆其实还有机会。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为了抓住最后的和平机会，亲自前往伊拉克和萨达姆进行了斡旋，但最终还是没能说服萨达姆。

1991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轰炸巴格达，战争很快以毫无悬念的态势宣告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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