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之乱——北周的葬礼，王朝戛然而止，尉迟迥自尽，杨坚篡权

大定元年（581年）二月甲子，北周静帝派遣杞国公宇文椿和大宗伯赵煚，携带皇帝的玺绂策书，乘坐象征帝王身份的象辂，备齐卤簿大驾，手持符节，所有官员身着朝服，前往隋王杨坚的府邸，宣布禅位的命令。杨坚经过三次谦让后，最终接受了禅位诏命，并前往皇宫临光殿登基称帝。

正值不惑之年的杨坚（他出生于541年），达到了人生的巅峰。他在长安南郊筑坛，举行祭天仪式，正式宣布改国号为隋，改元开皇。一个旧的时代悄然落幕，而华夏重新统一的曙光已不可阻挡地到来。

宣帝乱政

北周宣帝宇文赟，字乾伯，是周武帝宇文邕的长子，于建德元年（572年）被立为太子。宣政元年（578年）六月，周武帝去世后，他在灵前即位。

宇文赟祖父和父亲那股英气，他纯粹就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嗜酒、好色、沉迷于享乐。

宇文赟被册立为太子后，他更加放纵自己，常常贪图享乐，对政务没有太多兴趣和见解，与东宫宫尹刘昉、郑译、王端等奸佞之徒沆瀣一气，终日厮混。

宫正宇文孝伯负责东宫事务，他亲眼目睹了太子的种种不端行为，多次向周武帝进谏，指出太子的品行不端，并请求选拔正直的人士加强太子的教育和管理。周武帝接受了建议，任命尉迟运（尉迟迥的侄子）为宫正，与宇文孝伯共同辅佐和管教太子。

然而，宇文赟的本性难以改变，即便有两位宫正的约束，他也依然我行我素。周武帝宇文邕深知太子的品行有问题，因此下令禁止将酒带入东宫，并要求宫人每天记录太子的行为，一旦发现过失立即上报。武帝宇文邕一旦生气，还会亲自责打太子。

宇文赟因畏惧父亲的威严，不得不在父亲面前装出一副恭顺的模样。每次朝议时，太子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其他朝臣一样，按部就班地进行朝拜和奏报。尽管武帝认为这样折辱太子是为了磨砺他的性格，但年轻的太子却无法理解这一点，反而对这种待遇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

王轨多次目睹太子宇文赟无德无才，曾多次劝说武帝宇文邕废黜太子，改立秦王宇文贽为储君，但武帝并未同意。后来，武帝宇文邕决定征讨吐谷浑，任命太子宇文赟为统帅，并让宇文孝伯和王轨辅佐他。

然而，宇文赟在军中不学无术，只知道享乐，所有军务都由宇文孝伯和王轨处理。二人回京后向武帝诉苦，武帝原本希望通过这次出征提升太子的威望，结果却适得其反。武帝听后非常生气，亲自打了太子数十棍，并将郑译除名为民。

随后，武帝宇文邕再次询问宇文孝伯太子是否有改进。宇文孝伯含糊其辞地回答说，太子因畏惧皇帝，没有表现出失德的行为。一次内宴上，王轨直接抓住武帝的胡子说：“陛下真是个大丈夫，只可惜继承人太弱了。”

武帝宇文邕再次向宇文孝伯询问太子的情况，宇文孝伯回答道：“父子之间的事，难以启齿。我知道陛下不忍心割舍对太子的爱，所以无法直言。”

武帝宇文邕沉默良久，最终还是未能找到有效的方法来管教太子。

宇文神举、尉迟运、乐运等人多次向武帝提醒太子的失德行为，但在建德年间，武帝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准备灭齐的大业中，既无暇顾及太子的教育，也不愿因废立太子之事分散注意力，这个关乎国家根本的重要问题因此被暂时搁置。

然而，武帝宇文邕并未预见到自己会英年早逝。在他看来，现在自己正值壮年，先解决外敌，待大功告成后再回头管教太子也为时不晚。

如果实在不行，就到时候就直接废了太子，等秦王宇文贽或其他皇子长大，还有其他选择的机会。遗憾的是，武帝宇文邕突然薨逝，无法等到那一天。

长期的高压管教不仅加剧了武帝与太子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又使原本品行不佳的太子产生了更强烈的逆反心理。宇文赟越是刻意压抑自己，一旦日后爆发，其后果将更加严重，对国家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北周宣帝宇文赟即位后，迅速暴露出了他的本性。在武帝宇文邕的殡殓期间，他就已经开始放纵自己的欲望。他曾抚摸脚上的杖痕，愤恨地说：“死得太晚了！”他还检查了武帝的后宫嫔妃，并强迫她们侍寝。

武帝宇文邕刚刚下葬，守丧期尚未结束，宣帝宇文赟便下令全国解除丧服。京兆尹乐运上书极力劝阻，但宣帝置之不理。

正式执政后，宣帝以武帝时期制定的《刑书要制》过于严苛为由，废除了这些法令，导致国家政局逐渐失控。随着犯罪成本的降低，民间违法乱纪的行为逐渐增多。

不久之后，宣帝宇文赟又觉得法律过于宽松，无法彰显自己的权威，于是制定了更为严酷的《刑经圣制》，用以约束群臣，尤其是那些上书劝谏的大臣。

关于《刑经圣制》的具体内容，史料中记载不多，但从其他资料中可以窥见其严酷程度。

例如，如果有大臣上书劝谏皇帝，只要奏折中有文字错误或遗漏，宇文赟就会小题大做，上书的大臣就会被治罪，甚至处以死刑。京师府兵的士兵和将领，如果发现夜间未值班这种细小的过失，也会被除名为民，逃亡者则会被抄没家产。武帝时期的许多主要大臣，几乎都受到了严重的猜忌和打击。可以说，这种猜忌带来的严重后果是难以估量的。

宣帝宇文赟身上汇聚了许多昏君的特点，如荒淫无度。他酷爱声乐，整日沉浸在娱乐之中，毫无节制。

郑译为了博取宣帝的欢心，搜集了原北齐后主的各种娱乐设施，如鱼龙漫衍、俳优百戏、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将这些亡国之物重新引入北周皇宫。任何一位有历史责任感和敏锐性的皇帝，面对这样的亡国之物都会避而远之，但宣帝却乐此不疲。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宣帝宇文赟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罗美女，要求所有仪同以上的官员女儿不得擅自出嫁，必须经过他的挑选才能婚配，这导致京城中的官员们怨声载道。

杞国公宇文亮在出征南陈期间，其儿媳被宣帝强占。宇文亮担心因此被皇帝治罪，便起兵造反。幸好当时有老将韦孝宽坐镇，才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宣帝宇文赟一改武帝的俭朴作风，大肆营建宫殿，奢侈无度。为了建造洛阳宫，他下令将府兵十二丁制恢复为八丁制，府兵每年服役时间从30天延长至45天，各军府无不陷入混乱。

在北周宣帝宇文赟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579年，为了方便自己享乐，不再处理朝务，宇文赟将自己的帝位传给了太子宇文衍（高湛直呼内行啊），宇文赟自己则称天元皇帝，并将自己所居的皇宫称为天台。朝廷的文武百官前往天台朝见时，都必须先斋戒沐浴，以示对他的尊重。

即便如此，朝廷的文武大臣们有事需要上奏时，宇文赟常常忙于享乐，大臣们也很难见到宣帝。

一旦宣帝宇文赟进入后宫，便会通宵达旦地纵情声色，连续几天不再露面。无论事务多么紧急，大臣们也只能通过宦官传达。

在用人方面，宣帝的决策更是令人震惊。正如诸葛亮所说：“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

北周宣帝在这方面似乎无需学习，便已熟练掌握。他一即位便将郑译越级提拔为开府、内史下大夫，刘忮、郑译、王端等人掌控了宣帝身边的重大事务，这种情形与北齐后主末期的“三贵”如出一辙。如果仅仅是这样，国家大事或许还不至于迅速恶化，毕竟宣帝仍能保持对群臣的强大威慑力。

北周宣帝宇文赟即位后，凭借其父遗留的强大君权，不择手段地通过杀戮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齐王宇文宪。

齐王宇文宪历经多次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朝中享有极高的声望。此时，宇文宪作为宇文泰的长子（周明帝、次子宋国公宇文震、三子周闵帝、四子周武帝均已去世），在宗室诸王中地位最高，理论上拥有废立皇帝的建议权。历史上，主弱臣强、废昏立明、叔篡侄位的事情在南北朝时期屡见不鲜，这对年轻的宣帝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威胁。

早在周武帝宇文邕在位时，宇文宪就曾试图急流勇退。当稽胡叛乱时，武帝命宇文宪率军出征，但宇文宪以病为由推辞，结果被武帝严厉训斥，最终不得不勉强领兵出征。宇文宪的每一次胜利都得到了从武帝到群臣的一致赞誉，但他也深知这种地位带来的潜在危险。

武帝突然驾崩后，留在京城的宗室诸王似乎出现了异动，这使得宣帝感到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巩固自己的帝位。因此，在处理完武帝的丧事后，宣帝宇文邕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付宇文宪。

宣帝宇文赟深知宇文宪在朝中的崇高威望，因此不敢公开宣布齐王的罪行。他效仿了当年武帝除掉宇文护的方法，派遣宇文孝伯召宇文宪入宫，意图将其杀害。

宇文孝伯极力请求宣帝不要无故诛杀国家的栋梁之臣，但宣帝并未采纳他的建议，反而与刘昉、郑译、王端等人商议，决定派于智（老柱国于谨之子）编造宇文宪的罪名。

随后，宣帝以册封诸王为三公为借口，召宇文宪进宫。为了确保宇文宪相信这一命令，宣帝特别指派宇文孝伯前去召唤。

宣政元年（578年）六月甲子，宇文宪入宫觐见皇帝。刚到殿门前，他就被力士们捆绑起来。宇文宪极力辩解自己无罪，宣帝则命于智出面与其对质。

宇文宪目光炯炯有神，言辞坚定，毫不屈服。在场的人劝他：“以王今日的处境，何必多言？”

宇文宪愤怒地将笏板摔在地上，最终被缢死于宫中。

宇文宪英姿勃发，智勇双全，谦逊恭顺，胸襟宽广，是北周最杰出的将帅，也是国家的支柱。尽管他功高盖主，却从未有过篡位的念头。然而，他却突然遭遇不幸，令人痛心疾首。

杀死宇文宪后，宣帝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震慑群臣的效果。趁此机会，宣帝宇文赟又接连处死了宇文孝伯、尉迟运、宇文神举、王轨等重臣。这些人在武帝面前都曾批评过太子，而他们又是朝廷中最有能力和忠诚的骨干。他们的被杀，不仅极大地削弱了皇帝的支持基础，还导致了勋贵大臣们的进一步离心，为杨坚最终篡夺政权埋下了隐患。

杨坚崛起

杨坚的父亲杨忠，是西魏开国元勋，宇文泰设立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之一。杨忠去世后，杨坚继承了他的爵位，成为随国公。由于父亲的卓越功勋，杨坚的仕途起点较高。尽管杨忠以军功起家，但他非常明智，专注于军事事务，从不涉足朝政。

在宇文护专权期间，杨忠的军功达到了顶峰。随着许多老一辈柱国的相继离世，杨忠在军界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宇文护试图拉拢他以增强自己的势力。

然而，杨忠巧妙地借故推辞，拒绝与宇文护结盟。他的这一决定并不是因为他预见到宇文护的权势难以为继，也不是因为他认定武帝最终会夺权，而是出于一个军人的低调和本分。尽管这一举动当时可能得罪了宇文护，但从长远来看，这是确保家族长久富贵的最稳妥策略。

杨坚继承了父亲沉稳低调的性格，从小就显得不苟言笑，端方自持，与那些勋贵子弟的粗鲁和缺乏文化修养形成了鲜明对比。宇文泰曾赞叹他：“这个孩子的风骨，不像是一般人。”（“一般人”在这里指的是六镇的子弟）。

在宇文护专权时期，据说他曾因为杨坚相貌非凡而起了杀心。这一说法出自《隋书》，但考虑到当时杨坚的地位并不显赫，宇文护想要除掉他的动机似乎有些牵强，这可能是后人的附会。

周明帝在位时，特意派人给杨坚看相，以判断他将来是否会忠于周室。宇文宪和王轨都曾向武帝报告，认为杨坚的面相显示他有反叛之心，但武帝宇文邕只是付之一笑，并未放在心上。

所谓的“反相”并没有明确的标准，但杨坚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多猜忌，可能是因为他在为人处世方面确实表现出非凡的胸襟和远见，一举一动都透露出一种贵人气派，与常人截然不同。

杨坚的女儿嫁给了北周宣帝为皇后，她在朝中的地位逐渐稳固，而宣帝对她也渐渐产生了戒备之心。有一次，因后宫嫔妃争宠，宣帝怒不可遏，扬言要诛灭杨后的家族。

当宣帝宇文赟召见杨坚时，他暗中命令左右侍从，一旦发现杨坚有任何不敬之举，便立即将其处死。幸好杨坚表现得十分谨慎，神色自若，才逃过一劫。

到了大象二年（580年）五月，北周宣帝因长期沉迷酒色，突然病倒。回顾宇文泰和宇文邕的去世，他们都是因病骤逝，症状类似中风，这可能表明宇文家族存在心脑血管方面的遗传疾病。

当时，杨坚正担任扬州总管，得知宣帝病重的消息后，他立即称病不出，留在长安密切观察局势。综观宣帝即位以来的行为，几乎具备了一个亡国之君的所有特征：他荒废朝政，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他沉溺于声色犬马，不顾百姓疾苦，使朝野上下对国家的未来失去信心；他自毁长城，杀害了许多忠臣良将，大大削弱了宇文氏对国家的掌控力，为野心家提供了可乘之机。

沉默寡言之人往往内心世界丰富，若再具备成熟的政治经验，这类人则显得尤为可怕，杨坚便是如此。当宣帝突然患病时，杨坚立即称病不出，这显示出他对朝局变化的敏锐洞察力。

周宣帝宇文赟的病情迅速恶化，药物已无法挽回，几乎到了不能言语的地步。在昏迷前，宣帝宇文赟紧急召见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和滕王宇文逌，要求他们从各自的藩国赶回京城。

一旦五王入京，年幼的新君将难以掌控朝局，必然引发对国家大事的重新商议。这种情况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类似于北齐和南陈的叔父篡夺侄子的皇位，二是如西晋八王之乱般的大规模内乱。无论是哪种情形，都能有效防止外姓势力干预朝政。

然而，五王分散在外郡，召见和赶来需要时间。还未等五王抵达，宣帝便已病逝，北周帝国因此陷入短暂的权力真空状态。此时，杨坚的机会出现了。

在北周末年，北周宣帝身边的两位重臣刘昉和郑译掌握了关键权力。宣帝宇文赟临终前的遗命，实际上都由这两人操控。如果能巧妙利用这一时机，他们完全可以借助皇权登上权力的巅峰。

然而，刘昉和郑译意识到自己的威望不足以镇压群臣，但他们又不愿放弃如此巨大的权力诱惑，于是决定秘不发丧，并合谋伪造诏书，邀请杨后的父亲杨坚入朝辅政。

刘昉等人前往杨坚府邸，秘密商议篡改诏书的计划。由于事态紧急，杨坚最初犹豫不决。刘昉威胁道，如果你不去，我就去。最终，杨坚决定加入他们的计划。

郑译身为内史上大夫，平时负责起草诏令，他伪造了宣帝的遗诏，任命杨坚为丞相，总揽朝政。御正中大夫颜之仪负责诏令的校对，类似于后世门下省的封驳权。他一眼识破这份诏书并非出自宣帝之手，拒绝签署。刘昉和郑译便擅自代签了颜之仪的名字，将诏书公开发布给百官，随后迅速召杨坚入宫。

颜之仪见事态危急，急忙寻找宗室诸王商议对策。然而，年长的诸王大多在外地，一时无法召集。情急之下，颜之仪找到了大将军宇文仲，将他带入宫中，让他坐上皇帝的御座，并公开宣布宇文仲是宣帝钦定的托孤之臣。

得知这一消息后，郑译和刘昉迅速行动，率领右司卫上大夫杨惠及宫中近臣皇甫绩、柳裘等人进入宫中，驱逐了颜之仪和宇文仲。杨惠作为皇宫禁卫兵的将领，手握数千兵力，他的支持对郑译和刘昉来说至关重要。

宇文仲出身不明，与宇文泰的血缘关系较远，且地位较低，缺乏威望。颜之仪则是一名文士，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面对郑译、刘昉等人的强势进宫，他们显得手足无措。宇文仲紧张得从座位上站起来，而杨坚赶到宫中后，迅速控制住了宇文仲和颜之仪，稳定了局势。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事件中，北周的政治与军事体制暴露出了诸多缺陷。

首先，在军事方面，大司马的地位过低且实际上并无兵权，京师的府兵分散在各个开府将军及其下属将领手中。结果，长安城内除了皇帝之外，没有一个能够统一指挥军队的人物，这意味着皇权缺乏有效的军事支持。这种情况下，政变成功的概率大大增加。

其次，在政治制度上，政府缺乏明确的领导核心。当皇帝突然驾崩后，长安城陷入了无主可依的局面，既没有宗室成员站出来主持大局，也没有哪位资深大臣拥有足够的权威来稳定局势。各府官员虽都有潜在的执政能力，但无人能真正掌控局面。因此，当杨坚假托诏书自立为丞相时，尽管朝廷上下心知肚明，却无人能够有效遏制这一行为。

杨坚掌控朝政后，迅速迫使年幼的北周静帝宇文阐颁布诏书，任命他为大冢宰，并下令五府统一归天官管辖，从而切断了其他五府首脑参与政务的渠道。

同年六月，赵王宇文招等五王入京，面对杨坚已成定局的权力，他们无可奈何，只能暂时接受这一现实。杨坚表面上对五王表示尊重，让周静帝赐予他们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殊礼遇。

然而，双方都清楚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妥协。

五王因手中无兵，不得不表面顺从。赵王宇文招密谋通过一场“鸿门宴”刺杀杨坚。为了稳住诸王，杨坚故意冒险亲赴赵王府。赵王亲自用佩刀切瓜给杨坚食用，杨坚则表现得泰然自若。

杨坚的随从元胄在关键时刻扮演了类似樊哙的角色，半劝半拉地将杨坚带离了宴会，使这次刺杀计划以失败告终。不久之后，五王的权力被彻底剥夺，相继被处死。

就这样，长安城中仿佛在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杨坚的崛起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然而，这仅仅是京师文官们的观感，在外镇握有重兵的大将们，如尉迟迥，并未对此表示认同。

三方之乱

在杨坚夺取北周政权时，权力分布呈现出分散的状态。尽管中枢出现了共主，但杨坚的共主地位是通过不正当的权力交接获得的，因此，要成为事实上的共主，不仅需要在京高官的支持，还需要地方实力派的认可。

北齐灭亡后，尉迟迥因其资历深厚、功勋卓著，加之与皇室有姻亲关系，被任命为相州总管。他的侄子尉迟勤则负责管理河北和山东地区，这些地方曾是北齐的核心地带，人口密集，经济繁荣。

北周派遣亲近的外戚镇守相州和青州，意在加强对原北齐地区的控制。然而，京师发生的政变逐渐波及到各地州郡。

尉迟迥作为在外拥有最大权力的总管，对杨坚构成了最大的威胁。由于他与杨坚之间并没有什么亲密关系，因此被列为首要解决的对象。

为了削弱尉迟迥的势力，杨坚以会葬大行皇帝为由，命令尉迟迥亲自前往长安，并任命韦孝宽为相州总管，接替他在邺城的职务。同时，杨坚还任命了北齐旧臣叱列长釜为相州刺史，以争取河北和山东地区的人心。

韦孝宽奉命前往邺城担任要职。这位71岁的老将对时局了如指掌，深知邺城乃天下焦点，但其中究竟藏龙卧虎还是风平浪静，无人知晓。因此，他故意放缓行程，沿途观察局势。

当韦孝宽抵达朝歌（今河南鹤壁）时，已得知朝廷诏令的尉迟迥派遣部将贺兰贵前来迎接。通过与贺兰贵的交谈，韦孝宽察觉到尉迟迥有不轨之心，于是再次减缓行进速度，并派人前往相州求药，暗中监视尉迟迥的动向。

行至汤阴县时，叱列长釜从邺城逃回，显然也发现了尉迟迥的异常举动。魏郡太守韦艺，作为韦孝宽的侄子，奉尉迟迥之命前来迎接。韦孝宽询问尉迟迥的情况，而韦艺心中明白尉迟迥已在策划起兵讨伐杨坚，但不敢直言。

面对韦孝宽的严厉质问，心理素质欠佳的韦艺最终无法隐瞒，只得如实相告尉迟迥的计划。尽管韦孝宽早已预见到相州将有变故，但亲耳听到这一消息后仍感震惊。他立即带着韦艺西逃关中，途中命令驿站将马匹全部遣散，并嘱咐驿站吏员们说，尉迟迥即将到达，务必准备好酒食迎接。

不久，尉迟迥果然派出大将军梁子康率数百骑兵追赶而来。然而，每到一处驿站，迎接他们的都是热情款待，加之无马可换，导致他们延误了时间，最终未能追上韦孝宽。

杨坚得知这一消息后，再次派遣破六韩裒前往邺城，命令尉迟迥入京。破六韩裒与相州总管府长史晋昶秘密商议，策划如何应对尉迟迥。然而，面对这样的局势，尉迟迥已无退路，决定起兵讨伐杨坚。

大象二年（580年）六月，尉迟迥拥立赵王宇文招之子为君，斩杀杨坚派来的使者，登上邺城城楼，召集文武官员，公开声讨杨坚的奸行，号召天下的忠臣起兵讨逆。

尉迟迥自封为大总管，按照皇帝的名义设置百官和各司。青州总管尉迟勤随即响应，两军会合，兵力号称数十万。

一时间，北齐故地的多位总管纷纷响应，支持尉迟迥的势力以邺城为中心迅速扩展。宇文胄（荥州刺史）、李惠（申州刺史）、费也利进（东楚州刺史）、刺史曹孝达（东潼州）这些也纷纷举起反旗，各自率州响应尉迟迥。

远在江南的吴州（今江苏扬州）也受到影响。吴州刺史于顒（于谨之孙）担心吴州总管赵文表会响应尉迟迥，于是刺杀了赵文表，并诬告他与尉迟迥勾结。杨坚不知吴州的具体情况，担心深入调查会逼反于顒，便任命他为新的总管，以稳定吴州的局势。

尉迟迥迅速发兵占领了多地，包括沂州（今山东临沂）、兖州、兰陵（以上二郡皆位于今山东济宁一带）、建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巨鹿、曹州（今山东曹县）、亳州、昌虑（今山东滕州）、下邑（今河南夏邑）。为了增强自身实力，尉迟迥还派遣使者联络突厥和陈朝，承诺若能共同起兵讨伐杨坚，则可将淮南之地归还给陈朝。

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和益州总管王谦（王雄之子）也响应了尉迟迥的号召，共同举兵讨伐杨坚。

郧州总管府的辖区大致包括今湖北随州以南、沔阳以北、钟祥以东、武汉以西的部分地区，是北周、原北齐、南陈三国交界的要地。北周灭北齐后，原安州总管于翼被调离，州名改为郧州，由司马消难接管。

王谦出身显赫，一向以恭谨礼让著称，深受朝廷信任，因此被委任为益州总管，管辖四川和重庆的大部地区。

一时间，北周境内烽烟四起，叛军与朝廷剑拔弩张，后世将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三人举兵称为“三方之乱”。

面对这一局面，杨坚显然有所准备，迅速采取行动，分三路出兵应对。

第一路由韦孝宽担任行军总管，从关中出发攻打尉迟迥于相州；

第二路由梁睿担任行军总管，率陇南之兵出散关攻打王谦；

第三路由王谊统帅，指挥襄州总管府的兵力进攻司马消难。

韦孝宽从汤阴返回关中的途中，在河阳停留并巧妙地解散了城中的800名鲜卑士兵。随后，关中的10万大军迅速集结至河阳，而尉迟迥的儿子尉迟惇则率领十余万军队前往怀州武德县（今河南武陟县附近），在沁水两岸布阵。

至此，北周的中央禁军与相州的军队正式进入对峙状态。

尽管尉迟迥的声势浩大，并得到了西、南两方的支持，但他仍面临诸多危险。

首先，邺城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作为南北交通的枢纽，邺城四周并无天然屏障，从晋州、并州、幽州或洛阳四个方向发起攻击，都可能迅速突破防线。

其次，幽州和并州的局势也对尉迟迥构成了威胁。这两个州分别位于北方和西方，由功勋卓著的将领李穆和于翼镇守。

李穆和于翼不仅军事经验丰富，而且所处地理位置极为险要。尤其是李穆所在的并州，直接控制着通往关中的要道，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

历史上，高欢多次攻打交中时，都以并州为基地。如果李穆和于翼能够配合相州的军队渡过黄河，胜算将会大大增加。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李穆和于翼公开表示支持杨坚。无奈之下，尉迟迥只能派遣部分兵力攻打幽州和并州，并试图联合突厥来牵制幽州的势力。

李穆兄弟与宇文泰的关系非常深厚，于翼则是宇文泰的女婿（娶了宇文泰的女儿平原公主）。从客观角度来看，他们应该是最忠于北周王室的人。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两人都一致选择了支持杨坚。

李穆的儿子李荣和侄子李崇（李贤之子）曾打算起兵响应尉迟迥，但都被李穆阻止了。为了表示对杨坚的忠诚，李穆甚至迫不及待地派人送去一条十三环金带，以此表明自己支持杨坚称帝的决心。

相比之下，李崇则对宇文氏的旧恩念念不忘，感叹道：“我们家族有几十人享受过荣华富贵，如今国家有难，却不能挺身而出，挽救危局，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

于翼同样拒绝了尉迟迥联合讨伐杨坚的提议，反而派兵南下抵抗相州的军队，北上防御营州的高宝宁。他的这种行为，让人觉得他完全不顾廉耻，一心只想站在胜利的一方。

尉迟惇的大军在沁水永平桥布阵，绵延超过二十里，气势磅礴。韦孝宽则率领各路军队在河对岸列阵，双方相持不下，尚未交战。

当时，杨坚派遣的关中军队也在其中，将领包括梁士彦和史万岁等人。李崇率领怀州的军队与韦孝宽会合，但韦孝宽因连日奔波劳累，已重病在身，所有的命令都由他身边的侍女传达。由于韦孝宽病情严重，许多将领不再听从指挥，临时负责监军的阴寿也无法震慑住这些将领，导致大军在武德沁水河岸陷入僵局。

韦孝宽的长史李询秘密向长安报告，称宇文忻、梁士彦和崔弘度三人在暗中与尉迟惇勾结，并收受了贿赂。

杨坚得知后大为震惊，与郑译等人商议是否应更换这三位将领。李德林力劝杨坚，认为临阵换将是大忌，一旦更换这几个人，从韦孝宽以下的所有人都会感到不安。他建议不如派遣一位有智慧和谋略的心腹前去监军。

杨坚听后恍然大悟，自责差点铸成大错。然而，前线战况胶着，朝中的大臣们都不愿意冒险前往。杨坚先后询问了刘昉、郑译和崔仲方，但他们均以各种理由推辞。最终，杨坚的相府属吏高颎主动请缨，前去监军。

高颎自幼聪明伶俐，成年后曾在齐王宇文宪的幕府中担任记室，参与过平定北齐的战役，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

高颎与杨坚有着深厚的渊源，他的父亲高宾曾是独孤信的旧部，而杨坚则迎娶了独孤信的女儿，因此两人关系密切。当杨坚篡位建立隋朝时，他派人邀请高颎加入相府，高颎欣然应允，并因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成为隋朝的头号重臣。

高颎到达武德后，立即与韦孝宽合作，重振当地的军政秩序，使10万大军恢复了统一而有力的指挥。

周军在沁水搭建浮桥，准备渡河进攻。为了防止周军烧毁浮桥，高颎提前在上游放置了“土狗”（《资治通鉴》解释为在水中堆积泥土，前端尖锐、后端宽阔，前高后低，用以阻挡火筏）。由于“土狗”的存在，火筏无法接近浮桥，尉迟惇见状命令部队退后，打算在敌人半渡时发起攻击。

然而，韦孝宽深知历史上的教训。两百年前，前秦与东晋在淝水大战时，东晋军队正是利用前秦军后撤的机会，在半渡时发动猛攻，最终大败前秦军。韦孝宽没有等到全军渡河，而是趁着敌军后撤之际，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尉迟惇的前军顿时陷入混乱，无法稳住阵脚，后撤迅速演变为溃退，最终大败。

韦孝宽乘胜追击，一路追杀尉迟惇的败军。

尉迟惇仓皇逃回邺城，韦孝宽紧随其后，于当年八月抵达邺城城下。

在武德战役爆发的同时，杨坚派遣杨素攻打荥阳。荥阳的守将是北周皇族成员宇文胄，他早年曾被东魏俘虏，由于年幼未被处死，而是被阉割后送回西魏。尽管宇文胄对北周忠心耿耿，但在军事才能上却显得不足，最终被杨素俘获并杀害。

与此同时，于仲文（于谨的孙子）率军清扫梁郡地区，响应尉迟迥起兵的各州郡虽然数量众多，但尚未形成有效的联盟，因此被于仲文逐一击败。

尉迟迥重新集结了13万大军，在邺城南郊与韦孝宽的军队展开激战。尽管尉迟迥已经64岁高龄，但他依然亲自披挂上阵，率领他的1万名亲卫军“黄龙兵”冲锋陷阵。这支亲卫军中有1000名是从关中带来的鲜卑兵，个个身穿绿色锦袍，战斗力极为强悍。尉迟迥的亲自指挥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使得城下的战斗中暂时击退了韦孝宽的进攻。

邺城内的百姓出于好奇，纷纷登上城墙观看这场激烈的战斗，并不时为双方的英勇表现喝彩。正当战况胶着之时，韦孝宽的行军长史李询与将军宇文忻商议，认为这样硬拼下去未必能够战胜尉迟迥，需要想出一些奇策。

韦孝宽在战场上从不拘泥于传统，他放手让手下将领自由发挥。一次，宇文忻带领一小队轻骑兵绕到敌军尉迟迥的背后，每人手持弓箭对准城头的百姓一阵猛射，百姓们惊恐万状，纷纷向城下逃窜。

这一阵混乱传到了两军阵前，韦孝宽立刻心领神会，迅速整顿军队发起突击。尉迟迥的军队不明所以，误以为城池已被攻破，顿时陷入混乱，手足无措，被韦孝宽的军队一举击溃，被迫退回城内。然而，局势如同水银泻地般迅速恶化，邺城最终被攻破。

尉迟迥率领残部继续抵抗，逃到了城楼上。崔弘度与贺娄子干沿着城墙的斜坡攀爬至城楼，尉迟迥见状欲弯弓射之。

崔弘度摘下头盔大声喊道：“你不认识我了吗？你我各为其主，亲戚之情也顾不得了。”

原来，崔弘度的妹妹嫁给了尉迟迥的儿子，两家本是姻亲。尉迟迥明白大势已去，扔下弓箭，怒骂杨坚一番后，拔刀自尽。

不久之后，尉迟迥的亲族和余部相继被各个击破，山东和河北诸州的叛乱全部平定。

而在王谦方面，隆州刺史高阿那肱为他献上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直接进军关中，中策是占据汉中以巩固势力，下策则是自保于剑南。王谦不敢冒险直接进攻关中，选择了中策，率军占领汉中，试图阻挡梁睿的部队。

高阿那肱虽然在北齐时以奸佞著称，但在关键时刻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令人惊讶。然而，王谦失去了先机，最终被梁睿击败，一路退守至蜀中，最终兵败被杀。

司马消难在面对北周军队的进攻时，因自身不擅长军事，选择了南逃至陈国寻求庇护。陈国虽出兵支援，但并未敢越过边境与周军正面交锋。后来，随着隋朝灭陈，司马消难被俘虏。尽管他曾有叛逆行为，但由于早年与杨忠关系密切，最终得以善终。

尉迟迥从起兵到失败，仅用了短短68天。为何他会败得如此彻底？这主要归咎于他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失误。

政治失误。杨坚发动政变，诛杀宇文氏宗室，尉迟迥起兵反对，从政治上看，这本应为他加分。然而，他最大的失误在于选择奉赵王宇文招的儿子为主。尽管此举表面上是为了拥护周朝，但实际上却让各地实力派产生了疑虑：尉迟迥此举究竟是为了讨伐杨坚，还是另有图谋，想另立新主？如果尉迟迥打出“清君侧”的旗号，坚持政治正确，或许能争取到更多的支持。

军事失误。军事上的失误同样致命。杨坚刚刚夺取大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尚未完全稳定，尉迟迥若能迅速行动，直取长安，控制中央，将大大增加胜算。然而，他却选择固守邺城，这一决策显然是失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坚逐渐巩固了中央的权力，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战略对比。杨坚利用这段时间从容选将调兵，集中力量攻击关键点。原本可能演变为一场长期的战略对抗，最终变成了主力对决。杨坚以一场战斗的胜败为赌注，而尉迟迥则押上了整个命运。从这个角度来看，杨坚是以小搏大，而尉迟迥则是以大搏小。胜负的天平早在战前就已经倾斜。